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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中国通史的编纂离不开经学。从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设置五经博士，到中华民国元年宣布“废止读经”，经学有着两千余年的历史，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钱穆曾归纳了“新通史”应具备的两个必要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24](P8)钱穆认为中国通史编纂的首要条件是要追根溯源，寻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寄托所在。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在编纂中国通史之前，只有熟稔经学及其发展，并对其时代背景、思想内容、学术价值等方面辩证分析，才能为中国通史的编纂提供材料、思想等方面的支撑。 顾颉刚一直在为中国通史编纂的实践努力着，他对现代经学研究的重视、对古籍整理的贡献，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深谙其学术旨趣的女儿顾潮曾说：“萦绕于父亲胸中的一项大事业，是编成一部中国通史。”[25](P196)新中国成立后，顾颉刚的学术工作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国家委派的古籍整理工作，如标点《资治通鉴》《史记》、整理《尚书》等；二是整理自己的学术成果，如整理《浪口村随笔》和讲述《中国史学入门》等，二者殊途同归，都是为编纂中国通史作准备。1957年，顾颉刚把《浪口村随笔》的稿本随身携带，利用零散时间整理，支持他着力整理这部笔记的，是他的“通史”愿望，他说：“我这个工作，是为后人作通史参考方便。我是一个个题目写的，历史研究工作越分得细，材料越容易完全。我一生工作四十多年，一直记笔记，希望能慢慢的把它全部整理出来。”[18]《中国史学入门》是一本通俗易懂的通史小册子，与顾颉刚曾倡言的“通俗化是我们的目的，而专门化乃是我们的手段”[15](P27)相符合。 但是，也应看到，顾颉刚理想中的中国通史，既能在内容、体例、思想上具有创新的意义，又要对史料旁搜远绍，保证史料的客观、真实，在实践操作层面确实有很大难度。夏鼐曾解释顾颉刚未能完成中国通史编纂的原因与经学研究有关。他说：“言及在今日中国史学界情况下，敢于作通史者，仅有二派：一派为守旧之右派，如柳诒徵及缪凤林辈，以中国旧有之历史哲学为基础，以整理旧史；一为新起之左派，以新输入之唯物史观为基础，大刀阔斧地构成中国社会进化史。至于中央派之胡适、顾颉刚等，利用西洋19世纪之史学方法，欲用考据入手，逐渐整理，尚未敢着手贯通五千年之通史也。就将来结果而言，或以此派为最有希望，但以目前之未经清理之史料，殊未足以筑通史。”[26](P205)夏鼐认为，顾颉刚秉承“新史学”的先进理念，以考据入手辨伪、整理中国历史，这一理念与方法是最有利于中国通史编纂的。但是，从现实的进展来看，且不说经由辨伪而整理史料的工作庞杂而繁芜，单就经学资料的整理工作就已经不是一己之力所能胜任的，所以中国通史编纂的实践工作一拖再拖，也就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再加上顾颉刚社会事务的繁忙，通史编纂终成为顾颉刚的未竟之业，也是现代史学界一大憾事。 虽然顾颉刚的通史编撰未能完全付诸实践，但是，他呼吁通过理性自觉的现代经学研究为中国通史编纂服务，肯定经学的伦理道德观念的部分合理性，希冀依靠传统经学的信仰价值重新建构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可以说，顾颉刚对中国通史编纂臻于至善的追求，体现出了现代史学转型过程中史学家的学术自觉与时代责任，同时，他对经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与惟真惟实的学术品格，也为20世纪的通史编纂积累了经验。从这个意义上看，顾颉刚为编纂中国通史所作的努力，颇有助于深化国人对经学的认识。这也说明，在传统经学研究渐趋逼仄固陋的20世纪，汗牛充栋的经说与经解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经学依然有值得彰显的生命力，在论证史料的支撑、价值观念的塑造、民族团结精神的聚集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中国通史的编纂不可能绕过经学这一巨大的历史存在而进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