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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经学的肯定与化经为史之使命 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经学时代虽然已经结束，但经学所附带的学术价值与道德意义并没有消逝，对经学的整理与重新解读、对经学价值的重新判定是中国通史编纂要解决的问题。顾颉刚在辨伪经学的同时，也肯定经学在史料、文化与研究方法等价值。 第一，肯定经学的史料价值。中国通史的编纂离不开史料，中国上古史“茫昧无稽”，经学则是较有系统的记载古史的参考，经学材料的甄选与运用是否合理、恰当，是评价通史是否客观的重要标准。自宋代陈傅良提出“古者事、言各有史”[11](P687)的观点后，王守仁、袁枚、章学诚、龚自珍、章太炎等人对“六经皆史”说都有所阐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顾颉刚进一步阐发，提出了“六经皆史料”的见解。在他看来，六经既不是“周公的旧典”，也不是“孔子托古改制的作品”，而是古代保存的历史文献，是一定历史时期伦理价值、道德观念、政治追求的反映，是历史研究的较有系统的材料来源，正如顾颉刚所说：“我们应该说一句公道话，如果没有儒家，也就没有五经，我们对于古代中国益发摸不清头脑了；五经虽然断烂，究竟还是较有系统的古史料。”[12](P454)六经文本的演变、注解等是客观历史的反映，只有在考辨六经的基础上才能探究上古历史的真相。 在“六经皆史料”的基础上，顾颉刚又提出了“化经学为史料”的观点。他认为，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孔子这个偶像和历史分家，把经学变为古代历史资料的一部分。经学的史料价值不再局限于六经文本，而是泛指与经学相关的所有东西，如书籍、人物、经学研究等。史料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学术研究面前，经学与其它史料一样，都是平等的，“学问的材料，只要是一件事物，没有不可用的，绝对没有雅俗、贵贱、贤愚、善恶、美丑、净染等等的界限”[10](P325)。从继承与发展的角度看，“六经皆史料”“化经学为史料”并不是对前言旧说的简单翻版，而是顾氏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现代经史关系的新阐释，扩大了现代史料学的范围。 第二，肯定经学的文化价值。一般认为，经学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究其原因，大多归因于汉代以后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控制与儒家学者的经说阐发。从内外因的角度看，这一归因属于外部归因，忽视了经学作为文化核心的内在依据。经学为什么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顾颉刚试图从经学本身的文化价值中探寻答案。他表示，“十三经”是中国学术的源头：“这十三种书性质既不同，称经的先后也不同。我们去研究它，只因它是中国学术的发源地，并不是为它是圣贤的法则。”[13](P455)他通过梳理“十三经”逐步被确立为经典的变迁过程，指出“十三经”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二千年中，一切政治制度道德思想无不由兹出发。故十三经者，吾国文化之核心也”[7](P12)，“故十三经者，汇合周代之文献，儒家之学说，经师之解释而成者也，中国二千余年来之文化莫不以此为中心而加以推扬，欲明了中国文化之根核者，必于此求之矣”[12](P263)。“由兹出发”“核心”“根核”等词，表明顾颉刚认识到经学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紧密关系，不能因为学术上的疑古惑经而否定经学的文化价值。 在顾氏看来，经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不是人为的原因，而是经学本身的“内在价值”，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价值信条、哲学思想、伦理观念和行为标准等，经学不仅存在于经师学说和著作中，更渗透在大众的知识、信仰与生活中，以价值观念的形式深远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为此，顾颉刚积极承担起了整理《十三经注疏》的工作。1926年5月，顾颉刚作《十三经注释说明书及整理计划》。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设立《十三经注疏》整理处，顾颉刚承担主任一职，并作《整理〈十三经注疏〉工作计划书》。该计划书内容翔实，不但把工作时间、地点、方法、工作人员及大致所需经费都一一列出外，而且还制定了切实可行的“三步走”计划：“工作之第一步为标点校勘”，需耗时5年；“第二步为编辑索引及图表”，需耗时一年；“第三步为编辑经学辞典”，主要是“综合注疏以外各时代之经学书”而成[7](P17)。可以看出，这一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形成的，之后他便致函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希望能够尽早着手。遗憾的是，顾颉刚的认真迎来的只是国民教育委员会的虚与委蛇，整理“十三经”的工作终至流于空谈。 第三，肯定经学研究的精神。顾颉刚肯定今古文经学研究精神的可取之处，并将其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今文经学的优点在于义理阐释与批判精神，今文家“固然有些地方受了家派的束缚，流于牵强武断，但他们揭发西汉末年一段骗案，这是不错的”[14](P458)。虽然今文家在论证造伪时的论证材料、论证方法有不当之处，但仅就发见刘歆、王莽造伪这一问题就已经是今文家最大的功劳了，他们提出问题的价值远远高于论证材料、论证方法的价值。换句话说，顾颉刚认为，今文经学的价值不在于它的观点正确与否，而在于它道出了经学造伪的痕迹，在于它的批判精神：“后来我编著《古史辨》，追原动机，就是南海先生这一思想的发展。”[15](P426)反映了顾颉刚与今文经学在疑古辨伪精神取向上的一致性。 此外，顾颉刚还青睐古文经学考证精神。他评价道：“古文家究竟掌握了若干古代资料，又起得较迟，到了东汉时谶纬的妖妄性已不太显著，不能取得脑筋清楚的儒生们的信仰，所以流入训诂一途，比较有些客观性而已。”[14](P469)特别是清代朴学家“肯就实物考察，作精密的说明；又因为好古，所以要别伪存真，不管圣经贤传都去仔细评量一回，拿从前人深根固柢的两个习性都推翻了”[7](P125)。顾颉刚认为，考据学从文字音韵入手，考证经义，申辩名物，推求古制，疏通训诂，以“一字一句皆有渊源”为目标，这种不畏繁琐、严谨考信材料的科学精神，在现代史学研究中仍然是难得可贵的。他称考据学是传统文化中富有科学性的学问，是现代应当继承的优秀遗产，并强调它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顾氏归纳说：“考证学的目的：1.发见新事实。2.得到事实的真相，拨除其尘障。3.从事实的真相及新事实上建立新系统。”[16](P194)考据方法、目的有新旧，但研究精神却是相通的，继承传统考据的精神，辅以现代科学的方法，使现代考据不再局限于补阙苴漏，而是发展为探索真相、建设信史的新历史考据学④，这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前提。顾颉刚将经学考据精神引入现代史学研究领域，化经学考据为新历史考据，反映了他疑古辨伪思想中崇实黜虚的价值取向。 在新史学的呼声中，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下，走出经学羁绊就成为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第一步。在这种情势下，顾颉刚的学术研究自然也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他以“化经为史”为目标，是近代思想史变动的反映。然而，从学术延续性上来讲，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不会在短时间内完全消失，仍然潜在地影响着史学，因此，与其说顾颉刚经学研究的目的是化经为史，毋宁说他是在尝试以“经学”为中心构建上古史。这是因为，顾颉刚的“化经为史”，解放的是自古以来传统的解经方式对历史的压抑，将经学其它方面的意义、“能量”释放出来。1960年，顾颉刚在读书笔记中这样写道：“四十年前，予奋乳犊之勇，欲彻底考论古史、古籍真伪，所否定者太多，世人遂谓予篾弃古昔，欲一切摧烧之。其言与予怀刺谬，自谓宝爱古人遗产者莫予若也。”[17](P3)这段话道出了顾颉刚经学认知的特点，即顾颉刚“反传统”的经学辨伪只是表象，对经学及传统优秀文化遗产的热爱才是真正旨归。顾颉刚“化经为史”的学术追求是破坏与建设对立统一的过程，破坏恰好就是对经学研究的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建构——将经学从“经典”导向史学，从殿堂走向民间，进而推动新史学的发展与繁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