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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物,又名物质文化遗产。顾名思义,物态、物象、物体都是它看得见,摸得着,占有空间的第一属性。它是历史上人类活动或与人类活动相关联的物质遗存,但又时刻在经受着人为与自然的侵害与破坏,破坏了的文物就不可再生。克隆、复制的文物,其性质、价值将随之丧失殆尽。这是它最本质的第二属性。文物,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实物遗存,本来就是幸存的稀有之物,而且不能与日俱增,只能与时同减,其稀有的第三属性最终也是不可抗力的!所谓“物以稀为贵”之说,文物就是力证!关于文物的价值、功能与作用,鉴于这三大特性的不可改变,有关文物管理的方针、政策、法规制定的认识、行使,往往产生形形色色的分歧、争论,自是必然现象。但是,它们统统围绕着“保护”这个大圆心回环反复,恰如宇宙太阳系中的太阳一样,所有大小行星都不能远离它这个圆心!“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其实,宇宙浩瀚无垠,现人类所知,恐怕不及一二!然而,就在这个包括太阳系在内的所知“一”、“二”中,“苍天”却慷慨地赐予地球以“万物之灵”的人类,并赋予它无穷的大智慧,大灵性!从而创造了上万年的超越万类万象的人类文明!这个文明,在宇宙太阳系中是独一无二的奇迹!地球没有人类文明的存在,那仍然可能是恐龙或其他类似物种统治着。所以,人类及其创造才得以成为“万物之灵”,也才得以使地球成为宇宙太阳系甚至全宇宙的天之骄子。唯其如此,人类在起源、进化、繁衍、发达历程中所表现的大智大勇,唯一可靠的见证就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实物遗存,即文物。唯其如此,保护文物,就是保护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就是守望人类的智慧与创造力量。人类是世界各种族、各民族(部族)的总体,人类文明,就是世界各种族、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总和。所以,每个独立自主的民族,都有其自身的文明创造,都有其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体系。否则,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不可能长存于世!民族文化遗产的本质、功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唯其如此,这也就是文物保护利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唯其如此,在当今人类社会大变革大发展大融合的新时代,民族历史文化对自身民族的自信、自觉、自立、自强拥有一种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唯其如此,国家文物事业无论何时何地何人何事都要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思想、理念!这不是人为的突发奇想或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文物和文物事业的特殊规律性所决定的。没有文物存在这个前提的先决条件,文物利用的“搞活“、“活化”又从何谈起呢? 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在最早的一千多年,主要是由历史遗存的实物来构建、组合、表现、见证的,这正是中华文明史考古调查的伟大发现。也正是华夏先民所创造发明的石、玉、陶、瓷、铜、铁等生活、生产和礼仪祭祀的器皿、建筑、祭坛等等,以其五彩斑斓的底蕴和丰彩,在世界上独负盛名,成为早期中华历史文化遗产绽放的烂漫之花。在青铜器的生产和发展过程中,或更早或同时萌生、形成并成熟起来的甲骨文字逐渐流行使用起来,成为华夏民族统一的流行文字,直至热用的今天已约有三千七百年的历史。这条一线相牵的中华民族团结的纽带,恐怕是当今举世无双的文字史迹奇葩吧?这也应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一脉相承的最突显最有力的证据吧?毫无疑问,这是中华民族神奇富有的想象力、模拟力、创造力、凝聚力、进取力、延伸力最集中最闪光的体现! 文物,作为文化遗产,文明财富的保护,在中国是始于清末民初的事情。民国时期,在那国难民愁的危难关头,许多仁人志士挺胸而出,与官政群民一起,为防止日本侵略者的掠夺破坏,把大量珍贵文物南徙西迁,付出了大量人、财、物,功不可没!但是作为一项国家文化事业,对历史文化遗产实行系统全面管理,则同新中国同时诞生,也与新中国一起在一路阴晴风雨中走过了七十年的历程,更可喜的是以其前无古人的辉煌成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蓄了巨大的文化自信的原动力!新中国七十年的考古发掘成果,曾被世界同行和相关学者誉为中国又一个“两弹一星”的光辉成果,震惊世界!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这是1992年又一次由党中央确定、公布的以正式的明文表述的文物工作方针。其实,在1987年首次明文确定之前,决不意味着文物工作没有方针指导。建局初期,曾经随着文艺工作通用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指导思想存在,也曾有“古为今用”作为文物工作方针之说。但这只对历史文物而言,不适用于整个文物工作而未成为实际的“工作方针”而行使。 作为一种思想和行动指南,这个文物保护“为主”的理念、意识,正式起始于抗战胜利后。那个时候,以后来的新中国首任文物局长郑振铎先生为代表的专家学者都在同声呼吁制止古物古书被盗、走私、外流,要对这些犯罪分子处以叛国罪。1947年郑振铎发表的《古物保护刍议》,正是他激情洋溢的文物保护宣言书,系统、全面、深刻地阐明了关于文物的性质、内涵、价值、作用和文物保护、征集、研究、展示、发挥作用等重大问题。古物古书是民族历史文化的“眼珠子”,其中最核心最本质最首要的一条就是立即制定法令法规,禁止文物外流,打击文物盗卖犯罪,决不能让帝国主义分子叫嚷的“将来研究中国史学与哲学(乃至一切学术者),将不往北平而至华盛顿以求深造”的阴谋得逞。为此,新中国文物局开局第一件大事就是制定发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等五项法令法规,由政务院颁发实施。这正是保护为主实践实施的开端!这是个历史性的开端!新时代的开端!文物保护为主的定性、定位! 新中国文物事业另一位奠基人王冶秋从脱下戎装接管北平文物博物馆时(1948年秋冬)开始,就视文物为生命,周总理曾多次表扬他“把文物当作自己生命一样”,谁要破坏文物就要跟谁拼命。对搞建设乱拆乱改文物的现象绝对的零容忍。后来终于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对他发出公道的赞美之声:过去对他这也要保,那也要保,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很是反感。现在看来,多亏有个王冶秋,要不,北京这点文物古迹早就折腾得差不多了!冶秋的保护为主的文物保护观,就是这样不折不扣坚持到生命的终点!也就是这样不折不扣坚持保护为主的典范! 改革开放伊始,一位久经沙场的老革命家任质斌接任王冶秋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新时代、新情况、新问题、新工作,开局之难,不言而喻。但是,这位老干部,老忠诚,老担当,非同寻常。他,一是坚决请求党中央改变“以文物养文物”的要求。直到中央书记处讨论文物工作的纪要文件下达,并要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开幕式上传达的当天,他亲自出马找到中央领导同志申述“以文物养文物”的不可取,这实际上就等于“卖文物养文物”,以中央名义提出,最终非天下大乱不可!那位领导同意收回成命,再修改文件重发。这可是“初出茅庐第一功”。二是打消“卖一两个兵马俑”之想。当时有人宣扬卖一两个兵马俑赚上几亿美元搞建设。他对此曾有过思考,后经咨询专家所得答复是,出卖国宝有损我民族形象;卖一个也将损害世界古代军阵奇迹的整体威严等等,他深感震撼,当即打消既有之想。三是坚持继续发挥“土地爷保护文物的作用”,不准对地下文物乱挖乱掘,反对挖宝歪风。四是极端重视专业人材培、用,唯才是举,唯才是用,哪怕是原国民党人士等等。这不也是实实在在的保字当头,保护为主吗!如此保护理念、思想三十余年几任局长不偏不倚,一脉相承,多么难能可贵!如此方针、方向,如此思想、理念,或有其行无其名,或有其实无其文,或名正言顺成为法律条文等等,何其可称可颂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