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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讨论 （一） “并家婚”维系“血亲”和“姻亲”关系平衡 采用“并家婚”形式后，传统父系继嗣下血亲和姻亲界线逐渐模糊，甚至传统“重血亲，轻姻亲”的倾向在当下出现“重姻亲”，或血亲与姻亲并重的倾向。这主要体现在传统“女儿身份”的变化：第一，传统女儿由外嫁后的“婆家人”身份转换到自家人身份。“并家婚”后“娘家”就是“婆家”，就是自己家。一方面，如同黄亚慧（2013）所言，在新的民间话语逻辑下，家庭关系被重新界定，传统父系家庭关系被强调平等的血亲关系取代。在独生女家庭中，“女儿权力”（Girl Power）也出现，且权力离不开与父亲的联系[20]。另一方面，女儿在夫家作为媳妇，公婆为争取更多儿子儿媳居住的时间，婆媳关系较之传统而言，变得更为“客气”。第二，随着女儿身份的转变，传统儿子养老和女儿相应的权利和责任也发生变化。女儿和儿子一样，甚至完全承担儿子角色，既可以继承父母财产，也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最后，在第三代“姓氏”继承上，男方和女方姓氏均得到延续。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第三代姓氏平等促进传统“血亲”和“姻亲”关系走向平衡。婆家也不会因为孙子随自己姓氏，就排斥儿媳为“外人”。当下，“娘家”和“婆家”都在相对意义上是一样的“自己人”。 （二） “并家婚”丰富新家庭形态 由于中国儒家思想和礼制的长久影响，“中国文化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组合（联合）家庭的模式。人们可以接受它，改造它，或者置于不顾，这要看他们的情境而定”[21]。所以家庭形态变化具有能动性、多样化特点[22]。近四十年，对中国家庭结构和形态影响最大的社会事实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其结果对男系网络家庭的冲击最大。随着单女户增加，老年父母的养老承担者和财产的继承者是女儿[23]。独生女儿婚后所组成的独立家庭既是娘家网络家庭的单元,也是夫家网络家庭的单元。但家庭结构、居住模式和规模的小型化，都不能简单的等同于“核心家庭化”，而忽视家庭关系，亲属网络、功能，及观念的变化等[24]。“并家婚”后女方原生家庭与男方原生家庭在姻亲往来中更加频繁，在子代人生礼仪，家中婚丧嫁娶等重要事件中，双向互动；在亲属关系网络维系中，双系并重。在日常生活中，“并家婚”家庭呈现核心家庭形态，在亲属往来中，体现大家庭理念和实践。 （三） “并家婚”走向 “并家婚”形式是在上世纪生育政策调整多年后，家庭结构和婚姻形态的新适应。理论上，“并家婚”作为一种创新性婚姻结合方式，在亲属关系，亲属称谓，婚后家族维系等方面还处于“描述”阶段。作为人类学的基础和重要议题，随第一代“并家婚”子代成人、成家，父母年迈赡养等阶段，在亲属理论对话和地方文化多元化与实践上将有更多探索意义。实践上，未来一段时期内,老龄化、家庭子女稀缺的现象未得到根本改善的情况下,在婚姻市场上“并家婚”及多种新家庭形态还有更多的现实需要和生存空间；当下，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践，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改变的前提下，“并家婚”或成为一种过渡方式，或在具体实践中再调整。 参考文献 [1]庄孔韶. 银翅中国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增订本」[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6: 243; 273-284. [2]林耀华. 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M]. 庄孔韶、方静文,译，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 [3]林耀华. 义序的宗族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4]许沃伦.“祖荫”博弈与意义建构—大理白族“不招不嫁”婚姻的人类学研究[D].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5]郭俊霞.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现代性适应（1980-）[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6]王琼.乡村治理背景下的村民婚姻生活变迁[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7]魏程琳,刘燕舞.从招郎到“两头住”:招赘婚姻变迁研究[J].南方人口,2014,29(01). [8]李永萍,慈勤英.“两头走”:一种流动性婚居模式及其隐忧——基于对江汉平原J村的考察[J].南方人口, 2015,30(04): [9]黄亚慧.独生子女家庭的资源稀缺性与婚姻形式[J].广州：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04). [10] 彭佳琪. 家庭继嗣和婚姻策略[D]. 上海大学, 2014. [11] 王会,狄金华.“两头走”:双独子女婚后家庭居住的新模式[J].中国青年研究,2011(05). [12] 张静.“并家婚”中亲属称谓的人类学解读[J].贵州民族研究,2017,38(08). [13] 张静. 浙江桐乡“并家婚姻”策略的人类学解读[J].广西民族研究,2017,(01). [14] 沈燕.“两家并一家”之传宗接代的另类解读——阴间与阳间的连结[J]. 民俗研究,2018(01). [15] 高万芹.双系并重下农村代际关系的演变与重构——基于农村“两头走”婚居习俗的调查[J].中国青年研究, 2018(02). [16] 郑振满. 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55 [17] 刘铁梁.亲属制度研究的反思与在定位[J].民族艺术.,2017(3). [18] ［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5-27. [19] 麻国庆.人类21学的全球意识与学术自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53. [20]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 李放春，刘瑜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98. [21] 林舟.台湾家族企业的文化诠释[J].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0年2月号. [22] L.H. Morgan. Ancient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 Company, First published. 1877. 381 [23] 王跃生.个体家庭、网络家庭和亲属圈家庭分析--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J].开放时代, 2010(4). [24] 彭希哲，胡湛.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5(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