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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出社区看社会 认识小社区的共同体如何团结起来只是第一步，还需要研究它与大社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在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体系中，“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是作为推动民族团结、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抓手而提出的［32］。“社区环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微观基础，“社会结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宏观骨架。两者不能偏废，必须不断建设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微观社会条件，推动整体社会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不断深化，同时要关注社会结构层面的全局性问题，引领微观的具体的社会环境建设。因此，正确认识“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重要内涵，深刻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微观社会基础与宏观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就必须走出社区看社会，站在全局看基层。 要走出社区建设意义上的“互嵌式社区”，即如何从“社区”出发来认识“社会”，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这里有必要参考社会学、人类学中“社区研究”的传统。出于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追求，吴文藻先生提出“社区”是了解中国社会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单位［33］。他明白地指出了一个研究“社区”的框架，即从横与纵两个方向来扩展研究对象，以实现由小“社区”来理解大“社会”［34］。 后来的学者又进一步发展了横的比较研究的策略，以不同社区进行分类比较，来逐渐认识作为整体的社会。费孝通先生就提出了“类型”的概念，认为一个社区的研究可以在某些问题上代表一类社区，构成中国农村的一种类型。而通过各种不同社区类型的比较，就可以从个别逐渐接近于整体，从而实现从个别出发去认识整体的目的［35］。在纵向的视角中，小的社区必然位于不同层次的经济、文化体系中。费先生提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它是城乡网络的基础，离开了上层的结构就不容易看清它的面貌”，同时“在意识形态上，更受到经济文化中心洗练过用来维持一定时期的整个中国社会的观念体系所控制”［36］。所以每一个社区都处于一个立体的上下关系之中。 将一个“社区”横与纵的体系关系建立起来，再沿着这些网络、关系、结构去认识它与整体社会的互动，从而实现对于社会的理解，是社区研究的基本思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社区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其见微知著的透视功能，即以“社区”来透视“社会”［37］，这无疑对“互嵌式社会”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通过小的点去观察超出社区边界的宏大进程和理论问题，讨论宏观理论的基本要素之关系如何在一个微观的社区中展开，可以获得对于理论问题的新认识。 所以从“互嵌式社会”出发来研究民族团结，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基层社会的团结，即内部多样性如何共存和共同性如何生成的问题。一个村寨、社区内部多元的因素之间交织互嵌的格局如何形成，发展出什么样的民族关系，生长出什么样的共同体特征，也就是这样的基层社会单位如何团结起来，是“互嵌式社会”研究的第一步。 民族团结的微观基础和基层经验需要引起重视。团结不是在真空中发生，也无法脱离历史和实现，社会生活才是民族团结的土壤。微观的互嵌式环境往往表现在一个社区内各民族守望相助、一个学校内各民族团结友爱、一个单位里各民族互帮互助、一个街区内各民族共同娱乐等方面。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环境不断巩固，民族团结的微观社会基础才能日益铸牢。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基层社会在社会发展、族际交往和政策实践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促进各民族团结互助的新鲜经验。基层生活世界中鲜活的交往、组织、情感和认同如果被宏大理论的外衣简单包裹起来，我们便只能看到僵硬的外壳，而忽视了日常生活中民族团结现象本身的活力。但是微观民族团结案例自身还受到地方性、历史性、偶然性因素的限制，只有与民族理论政策的宏观因素结合起来，将现象与结构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来，才能建立民族团结理论的解释力。 二是基层共同体如何团结为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将基层共同体凝聚为一体，促进多元之间的共同性不断增长。一个村寨、社区的共同体如何与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密切联系，一个民族如何与其他民族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达成稳定的团结，是“互嵌式社会”研究的第二步，也是在社会结构层面如何相互嵌入的问题。 首先，基层社会接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体系的投射。各个体系自有其上层＼基层、中心＼ 边缘的互动过程，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谓“立体的上下关系”问题。上下内外的各种体系投射于一个小的村寨或社区，并同时在基层社会激荡起连续的反应，在这样的过程中，基层共同体中的人们被深深地纳入到了国家层面共同体的进程之中。基层社会与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体系中的互动进程，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不同面向。 其次，基层社会中的民族处于多元共生的环境中。特别是在民族走廊地带、杂居地区、交界区域的基层社会，在共同的生态环境和生计方式作用下，各民族你来我往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互动性、有机联系性和共生性，表现为具有地域特征的有机联系体。民族之间具有的互动性、有机联系性和共生性，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基础。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成功的经验之一正是妥善处理了“一”和“多”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两者辩证统一”［38］。总书记将中华民族看作各民族的“共同体”而非“统一体”，强调其“共同性”而非“同一性”，指出了处理“多”和“一”的正确方向。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必须重视民族之间的共生性，从共生性中凝聚壮大共同性。 再者，中华民族共同体由不同层次的共同体所构成。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必须认识到这个共同体处于一个多层次的体系当中，需要正确理解多层共同体之间的关系［39］。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微观基础是互嵌式社区/村寨，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地域共同体”，进而塑造出各民族团结统一的国家共同体，对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因此，要注意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层次中认识民族的位置，同时从民族出发理解不同层次社会的影响。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应该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层次性，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共同体的互动中加强共同体建设。 总之，“互嵌式社会”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基础，包含了基层社会的团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具有从基层微观社会走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潜力。相互嵌入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体系，共生于多元一体进程中的多个民族，民族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各层次人们共同体，体现了我国多民族国家、多元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因此也只有在微观与宏观、局部与全局的往来互动中把握民族团结，才能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