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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破除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成为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着眼点，而推进民族地区实现发展的根本性转变将成为解决当前失衡问题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做出的关于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为民族地区实现从发展的大后方向开发开放的关键枢纽位置转换创造了新机遇，也为少数民族共享发展红利开辟了新途径。 关 键 词：党的十九大；不平衡不充分；民族地区 作者简介：李曦辉，男，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产业经济学会会长(北京 100081)；李正梅，女，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08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历史性、全局性的变化决定了党和国家在新时期的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为理论的丰富、实践的发展指明了道路。从矛盾双方的主体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根源在于社会各个层面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而消除不平衡不充分的终极目标亦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其中，作为中国面积最广程度最深的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无疑成了破除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最大掣肘，而少数民族群众也成了对美好生活最为渴望的群体。 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分析 解决民族地区发展问题，是新时期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胜利的关键问题。 1.生产力水平与民族地区发展不相适应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首次将生产定义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同时提出“生产和交往之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中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认为分工与协作构成了生产力以及生产力布局的基础和根本原则。生产力作为一个多要素多层次的整体系统，表现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要素在一定的组织方式下按照适当的模式和比例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不断发展变化。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生产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以何种形式进行分布和组合影响着整个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亦即所谓的生产力布局。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对生产力布局方案的优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诉求是一致的。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生产力布局也在不断地调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囿于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及区位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传统的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模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国内大量的生产要素例如政策资本、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迅速汇入东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引擎。而内陆腹地的民族地区长期处于经济发展的外围。直至1999年，伴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逐步升至刘易斯拐点，中国开始对区域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逐步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阶梯式经济发展格局。经过近20年的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体量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但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状态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在总量指标以及人均指标上均存在较大差距。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统计，2015年，民族自治地区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生产总值的9.71％，人均GDP为35181元，远低于全国50251元的平均水平。 形成以上差距的内在原因在于生产力系统各要素配置的不均衡与不充分。劳动者作为劳动的主体，生产力的发展亦即劳动者征服自然进行物质资料生产能力的发展，而在实践中制约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和主观能动性的因素通常意义上体现为个人的综合素质，诸如受教育水平、智力水平及创新能力等。根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标准，通常用人力资本来衡量劳动者拥有的能力和素质。据《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6》披露，2014年西部地区人均人力资本为19.45万元，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为11.03万元，仅为东部地区的50.38％和53.21％，且人均人力资本排名后5位的新疆、青海、云南、西藏和甘肃，均为民族地区。从劳动资料来看，以手工为主、机器为辅的生产工具体系严重制约了民族地区发展，滞后的交通及网络等基础设施成为影响民族地区生产力提高的一大短板。而从劳动对象来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主要从事以土地及矿产资源为依托的以初级加工为主的粗放型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水平提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