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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政治文化史：丰富的政治文化遗产 基于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深刻认识，林甘泉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也十分关注，是他学术研究的重要旨趣，提出了诸多富有理论创见的认识。 (一)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政治体制 针对学术界的认识分歧，林甘泉充分运用文献和考古资料，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中国古代国家政体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理性分析。他从周天子与诸侯的君臣名分、政治制度与宗法的关系、忠君观念、朝议制度的性质四个方面对此作了深入研究。(32)他还专门就《左传》中有关国人、卿大夫、诸侯和周天子地位与作用的记载，进一步对西周和春秋的城邦政治体制作了深入分析。(33)他指出：“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有共同的规律，但又都会有其自己的历史特点。城邦作为早期国家的一种形式，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并非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都必须经过城邦阶段。……而不同国家的古代城邦，其所有制形态、阶级结构和政治体制，也未必都是一个模式。中国古代城邦的政体是一种等级制的君主专制，而不是民主制或共和制。这个历史特点，是决定中国这个文明古国较早在秦朝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封建社会只有开明专制的君主和民本思想的传统，而缺乏民主共和的政治条件，这不能不说与古代城邦的君主专制政体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34)他还进一步提出，君主专制制度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绝不是偶然出现的历史现象，它有特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也不例外。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既不是个体小农经济，也不是封建土地国有制，而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35) (二)关于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林甘泉通过分析秦汉时期封建国家农业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以及它所起的作用，阐释了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的深层关系。他认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职能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并且导致了历史上一些所谓‘盛世’的出现。但我们如果不是单纯着眼于封建王朝的盛衰，而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来探讨这个问题，就不难发现，封建国家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没有也不可能超越经济条件所允许的范围。而且，如果说政治权力对于经济发展既可以起促进作用也可以起破坏作用的话，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对经济发展所起的破坏作用，有时比促进作用更大。中国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很长，王朝盛衰周而复始，与这一点有很大的关系。”(36)这一揭示的意义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政治权力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有时甚至会使人们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一种头足倒置的错觉：似乎是政治在决定经济，而不是经济决定政治。唯物史观的重大贡献就在于，它在承认经济、政治、思想诸因素交互作用的同时，指出政治和思想的发展都以经济发展为基础。政治的和思想的因素对历史进程无疑也起着重要作用，但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的发展。”(37) (三)关于学术思想与政治文化的关系 林甘泉较早地以出土的云梦秦简为材料，结合传世文献来探讨秦朝封建政治文化的特色。他指出，无论是从秦制或秦政的总体来看，都很难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法家政治”。法家思想在秦朝虽然处于支配地位，但并不排斥儒家思想在一部分官吏(特别是原东方六国地区)中有广泛的影响。(38)通过考察封建专制政治的人格化问题，他对秦始皇作了重新认识。(39)他还提出，汉初的“清静无为”并非道家所专有的思想，实际上这种思潮乃是秦亡以后对秦朝暴政的一种反弹，是汉初相当普遍的社会心理的反映。从汉初“无为”政治的实质来看，当时儒家与道家是有共识的，即都强调“从民之欲，而不扰乱”(40)。只不过对于用什么手段使封建国家在新形势下得以长治久安，儒家和道家则有不同的认识。道家主张“独任清虚可以为治”(41)，儒家则主张定制度、兴礼乐，以教化为大务。针对有人把“清静无为”说成是汉初封建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原则，他认为这也不完全准确。因为尽管有些封建统治者崇尚黄老“无为”的学说，但国家作为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不可能无所作为的。事实上，汉初六七十年间，发生过多次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42)他还就战国至西汉前期儒家思想演变的几个重要环节，以及这种演变和封建政治的关系，探讨儒家思想是怎样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他指出，儒家思想从战国到西汉的历史命运及其本身的演变，也只有从这个时期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去加以说明，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具体来说，儒家思想在封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是由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来决定的。同时，我们又要看到，政治权力对于意识形态的干预和改造，如果违反了意识形态自身规律，是必然要失败的。(43) (四)关于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 西汉陆贾在总结秦亡历史教训时提出的“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历史经验，对封建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特别深远。林甘泉对此进行了深刻阐释，指出这个历史经验的总结从一定意义上说来，代表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反省和自觉，是封建统治阶级从不成熟开始走向成熟的表现。(44)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珍贵历史遗产，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它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有所衍变。林甘泉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历史渊源、政治理念、演变及其政治实践等作了考察，指出氏族制度的古老传统正是文明社会“民为邦本”的思想渊源。“民本”思想与封建剥削制度有着天然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民本”思想必然由于“二律背反”而受到种种限制，并且最终变成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政治空话。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它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民为邦本”这个思想命题在近代中国就被注入了新的理论内容，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武器。(45) 林甘泉就传统文化中的夷夏之辨与民族文化认同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除了讲夷夏之防外，还讲“王者无外”“四海一家”，而正是后一种思想，成了维系和加强华夏族和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46)如何认识中国历史上的分裂与统一，也是学术界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对此也作了考察，指出尽管经历了许多次的改朝换代，也曾出现过分裂割据的局面，但国家的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流。这在世界文明古国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他发出了这样的自信之语：“回顾我国历史上统一和分裂的局势变迁，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一个认识：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是不会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统一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47)他还从历史学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性格作了思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和开放性是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物，传统文化除了封建性的糟粕之外，也有民主性的精华。(4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