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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治学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林甘泉上述史学成就与理论成就的取得，与其正确的治学方法是分不开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尽可能作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解释。在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这一主题时，林甘泉就指出，“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时候，我们既不能削足适履，按照马、恩的论述来套中国的历史；也不能因为二者不尽符合，就忽视马、恩的论述的指导意义”。(74)在探讨封建生产方式的两种类型(领主制与地主制)这一问题时，林甘泉强调指出，“我们应当记住，不要把经典作家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僵化，不要滥用规律。重要的事情是要运用这个理论，深入研究历史实际；不仅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也要研究其他各国的历史实际。没有这种比较研究，既探索不出世界各国在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中的共同规律，也发现不了它们在这一过渡中所表现出来的各自的特点。但是在这里，同样要记住：不能作机械的比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75)他特别强调，“从中国的具体历史实际出发，正确地掌握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规律，是我们在研究古代史分期问题时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76) (二)按照历史研究的三个层次，史论结合，辩证理解，从中引出带有理论性和规律性的结论。林甘泉提出，历史研究有三个层次，即事实判断、认识判断和价值判断。事实判断，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这也就是傅斯年所说的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也属于这个层次。认识一些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透过历史现象看本质和一些深层次规律性的问题，这就是认识判断。探讨各种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及其对后代的影响，这是价值判断。(77)他对秦始皇的认识和评价，就是这三个层次的典型运用。他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不属于事实判断而是属于价值判断的问题。我们应该坚持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统一，实事求是地对秦始皇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具体分析。(78) (三)关注现实，注意从当代中国现实需要提出历史研究的课题。他所写的《中国历史上的分裂与统一》《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关注的是中国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批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他指出：“近年来，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讨论中，论者对于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但多数文章似乎偏重于就汉族自身的凝聚力而立论，对于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凝聚力问题则注意不够。”(79)所以，他撰文就传统文化中的夷夏之辨与各民族文化认同的关系进行探讨。《历史遗产与爱国主义教育》阐明了如何运用历史遗产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论历史文明遗产的批判继承》从理论和方法为当代中国如何继承历史文明遗产提供了学术思考。在说明为何撰写《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及其历史价值》时，林甘泉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批判继承历史遗产，赋予‘民本’思想以全新的理论内容。梳理‘民本思想’的文化内涵及其发展衍变的历史脉络，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有重要的借鉴意义。”(80) (四)主张用开放和百家争鸣的视野和胸怀看待古今中外学者的学术成果，批判地继承与发展。在总结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时，林甘泉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历史学当然应该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有新的发展。我们不能老是以中国有得天独厚的丰富史学遗产而沾沾自喜，也不能老是以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终究不如中国人而自我安慰。中国史学要走向世界，不仅需要从外国史学的最新成就中吸取营养，而且在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上需要跟上当代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步伐。‘有容德乃大’。一切有用的知识，我们都应该欢迎和吸收，使我国史学永葆青春和活力。”(81)在谈到未来世纪中国历史学是否也面临竞争问题时，林甘泉指出：“要让中国史学以无愧于我们国家在国际上地位的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史坛，我们必须加强对外国史学的了解，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吸收一切对我有用的东西作为自己的营养。”当然，“从根本上说，我们借鉴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吸收外国一切优秀的学术成果，目的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82)在剖析中外史学思潮时，他总是肯定他人某些认识的积极意义，然后对其中存在的不足进行商榷和辨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