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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外史学思潮：理性的批判 林甘泉不仅关注自身学术领域的研究，还对中外史学思潮十分关注，他的一些认识、评判和分析，彰显出深邃的理论见解。 (一)如何看待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 1990年美国德裔历史学家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译本出版，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关注和研究。林甘泉也参与了这场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在他看来，魏特夫对亚洲社会的认识，从一开始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如“自然界居首位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和自然界关系的一种曲解。所谓“单线的社会发展概念”，是魏特夫对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概括，但这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在魏特夫所构筑的理论体系中，“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治水社会”。而在林甘泉看来，一方面马克思并没有说由于水利灌溉工程的需要，必然产生专制主义。况且，专制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政体和统治方式，并不是东方社会所独有的。另一方面，从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与水利灌溉工程的关系、中国古代的阶级构成及其与所有制的关系等方面来看，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把中国当作“治水社会”的一个标本，这是对中国历史的牵强附会或随意编造的解释。(60) (二)如何认识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前近代经济结构与发展水平的分析 1991年，美国华裔学者黄宗智发表《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回顾了数十年来中国和西方学者有关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些主要理论模式和认识，并对“封建主义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都提出了质疑。林甘泉既肯定了黄宗智某些认识的意义，如主张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目标应立足于建立中国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以及他所提出的城市工业化与乡村不发展长期并存的悖论现象等。同时，他也对黄宗智的一些看法提出了商榷。如明清时期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没有导致封建生产方式的解体和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其原因显然不是用人口压力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就能说清楚的。黄宗智指出了中国近代史的一种悖论现象，但他并没有解决为什么中国只出现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而没有走上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的难题。(61) 继黄宗智之后，美国华裔学者王国斌出版了《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1997年)、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出版了《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1998年)、英国学者麦迪逊出版了《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1998年)，这几本书都从一个新的视角对中国前近代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看法，引起了中国经济史学者的巨大兴趣。对此，林甘泉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将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原始工业化”或“早期工业化”的理论，应用于我国前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显然有助于我们突破过去“资本主义萌芽说”的局限，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但它的一个最重要的缺陷，是回避了对“原始工业化”生产方式性质的分析。只是用一个“原始工业化”或“早期工业化”的概念来代替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是否发生松懈和变化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显然不能真正解决传统经济是如何向近代经济转型的问题。(62)对于弗兰克等提出的所谓“中国中心论”，林甘泉也作了理性批判。(63) 通过对黄宗智等人关于中国前近代经济结构与发展水平研究的辩证剖析，林甘泉指出，“我们以往的经济史研究，偏重于生产关系的分析，对生产力重视不够。西方学者在生产力研究方面有许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是研究生产关系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我们不能丢，还是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中揭示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对传统经济结构要一分为二，既要看到它还能容纳生产力发展的一面，也要看到它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另一面。”(64) (三)如何认识中国古代知识阶层 1987年出版的余英时所著《士与中国文化》一书，对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作了深入考察，堪称是研究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一部力作。林甘泉一方面肯定了书中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另一方面对书中若干重要问题的论述提出了商榷。针对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和价值取向问题，林甘泉通过研究指出，“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已不再是贵族阶级的一部分，而是‘四民’(士、农、工、商)之首。它的成员既有没落的贵族子弟，也有掌握了文化知识的平民乃至奴隶。这个在社会转型时期来自不同阶级的士阶层，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新兴知识阶层的原型。新型的士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他们虽有文化知识但没有‘恒产’，虽有精神追求但价值取向并不一致。他们或靠文化知识作为仕宦的敲门砖，或者靠一技之长独立谋生。总之，不受身份贵贱限制，依靠知识谋生或仕宦，在价值取向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才是新兴知识阶层基本的性格特征。”(65)针对战国时代新兴知识阶层与当世王侯的关系问题，林甘泉认为，“所谓‘道尊于势’的传统，不但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的历代封建社会，也是不存在的。把儒家弟子称颂其师‘贤于尧舜’、‘宜为帝王’的言论，理解为‘道尊于势’的政治文化生态，这其实是把儒家弟子的自恋情结，误解为客观的存在。”针对“秦吏只知有政治秩序，不知有文化秩序”的论点，林甘泉通过考察出土文献资料，指出：“秦朝‘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既是一种‘政治秩序’，也是一种‘文化秩序’，只不过它是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秩序罢了。”针对政治权威与文化力量的关系问题，林甘泉详尽考察后认为，汉武帝之所以尊儒并不是“政治权威”对文化力量的“妥协”，而是出于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需要。(66) (四)如何认识孔子在20世纪中国的命运 最足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人物，恐怕非孔子莫属。20世纪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风云变幻的世纪，相应地对于孔子及其思想的历史定位与价值判断也是毁誉交错、起伏不定，并且常常与复杂的政治斗争纠结在一起。如何回顾和总结20世纪孔子的中国命运，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是史学界进入21世纪后亟需探讨的一大课题。林甘泉主编的《孔子与20世纪中国》(67)，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以历史事实为出发点，唯物辩证地总结和分析孔子及其思想在20世纪的命运历程，“解答了不少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议题，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历史缺憾”(68)。经过对辛亥革命前后尊孔与反尊孔的政治论争的回顾，林甘泉指出，“儒家学说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在两千多年中是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而有所发展和演变的。封建礼教、儒家学说和孔子思想三者虽然有密切的联系，却不可以完全混为一谈。”(69)针对学术界有人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批孔批儒的激进思潮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这一认识，林甘泉站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高度上，依据历史事实，对这一偏见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事实上，新文化运动并没有也不可能全面破坏传统文化。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发展，恰巧说明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研究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70)通过对袁世凯和孔教会所发动的第一次尊孔复古高潮、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发动的第二次尊孔复古高潮、“文化大革命”的“批孔”高潮的回顾和反思，林甘泉指出：“它们并不是在一般语义上对孔子的尊崇与批判，也不是学者们通过学术研究得出的正常价值判断，而是现实的思想政治斗争借助孔子亡灵所演出的闹剧。”(71)如何认识孔子思想的当代价值与21世纪的世界文明，林甘泉也有很深入的思考和独到看法。他提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对我国民族性格的形成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孔子思想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儒家所强调的群体观念和责任意识、人格尊严和德性修养、天人调适和社会和谐，在孔子那里都可以找到它们的思想源头。但是，孔子的思想既有积极和具普遍性的因素，也有消极和具局限性的因素。而且，传统文化是在已经消失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价值和作用也会发生变化。我们认真总结孔子的思想遗产，是为了古为今用，而不是为了崇古和复古。对包括孔子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要有全面的认识，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72)所谓以“新儒家”自命的学者，打着弘扬传统文化和复兴儒学的旗号，公然提出要改变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国家的指导地位和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这种认识和主张是逆历史潮流的，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西方一些人士认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为化解世界各种危机提供一条出路，我国一些学者甚至提出孔子思想将会引领21世纪世界文明的潮流。针对这两种言论，林甘泉站在21世纪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这一新格局上，客观、理性地作了分析和批驳。他指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曾经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文明元素，它对东亚一些国家的历史进步也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的一些精华，诸如以人为本、尊老爱幼、重视诚信、和而不同、追求人和自然的和谐等等，在21世纪和以后世界文明的构建中，都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孔子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历史遗产，我们应该珍惜这份文明遗产，让世人更多地了解孔子及其思想。但如果认为孔子可以充当世界文明的教主，并为此而粉饰美化孔子，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观念。研究孔子及其思想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宣传孔子及其思想也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只有这样，才是对待孔子及其思想的正确的、科学的态度。”(73)这一分析对我们今后深入研究、宣传孔子及其思想有很好的启示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