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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集》所载蒙哥的卒年比《元史》所载早了两年，也是因为历法不同所致。根据《元史》记载，蒙哥生于戊辰岁十二月三日，即公历1209年1月10日，伊斯兰历605年7月2日，卒于乙未年七月癸亥，即公历1259年8月11日，伊斯兰历657年8月19日，“寿五十有二，在位九年”。(55)这里的“五十有二”是虚岁，其实1209-1259年只有50年。蒙哥汗的虚岁和实岁相差两岁，因为他生于龙年年末，按虚岁的计算方法，到西历1209年2月6日马年时，尚未满月的蒙哥已经两岁了。《史集》所载的年龄与《元史》相同，但卒年不同。蒙古传统以生肖年记录时间，蒙哥汗生于龙年的消息传到伊朗后，很可能写成“蒙哥汗生于落在伊斯兰历604年6月的龙年”，因为龙年的第一天换算为伊斯兰历应在604年6月28日。根据604年的生年推算，享年52岁的蒙哥汗正应死于655年，于是比《元史》所记载的时间提前了两年。 关于伊利汗国诸汗的年龄，汉文史料并无记载，因此与波斯文史料不再产生冲突。《史集》的记载也比较清楚，有时候使用太阳历，如《旭烈兀汗传》中明确说“他共活了四十八个太阳年”。后期则主要使用伊斯兰历，如“阿八哈无比幸福地降生于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31年5月(1234年3月)的马年阿剌木月28日……相当于680年11月20日(1282年4月1日)的……年星期三他与世长辞。他共在世四十九年七个月。”这里的四十九年七个月是根据太阴历计算的。 由此可知，《史集》在不知道确切日期，仅记录蒙古年份时，大多把生肖年的第一天换算为伊斯兰历年份，这样就可能产生一年误差。在记录年龄时，通常根据太阴历计算，每过31年又产生一年误差。由于涉及虚岁和实岁的不同，汉地的虚岁往往比实岁多一至二岁，以上因素都会造成伊朗方面记载的年龄和汉文史料不同。 回到忽必烈的年龄问题，《史集》并没有记载忽必烈的生年，只记载了忽必烈即位和去世时间及年龄。关于即位，记载为：“在必陈亦勒，即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58年(公元1259年12月18日至1260年12月5日)的猴年(1260年)仲夏，在开平府拥戴忽必烈合罕登上了帝位，他当时46岁。”(56)这个年龄与《元史》所载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即位时的虚岁年龄相符。其死亡时间在《史集》中记载为：“忽必烈合罕在位三十五年，并在他的年龄达到八十三之后，才于莫邻亦勒，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93年诸月(公元1293年12月2日至1294年11月20日)的马年(1294年)去世。”(57)这里的“八十三”很不合理。即使用伊斯兰历计算，658年即位的忽必烈汗46岁，在位35年，到693年去世时也应该是81岁，因此这里的“八十三”应该不是用即位时的年龄46岁和在位时间35年相加得出，而是另有来源。根据前述《史集》记载年份和计算年龄的方法，推测如下：《元史》记载忽必烈生于乙亥岁八月乙卯，(58)即公元1215年9月23日，伊斯兰历612年5月27日。但是《史集》编纂者很可能只知道猪年这一信息，如果记录忽必烈的生年，可能是：“在合孩亦勒，也就是落在611年9月的猪年，忽必烈合罕无比幸福的诞生了。”从伊斯兰历611年到忽必烈去世的693年为82年，然而693年跨越西历1293和1294两个年度，其中马年在1294年，因此《史集》记录忽必烈死亡时“年龄达到八十三”。这里拉施德丁的用辞值得琢磨，例如《史集》记录成吉思汗和蒙哥去世时的年龄时都用了“享年”(  muddat‘umr)(59)这一说法，而对忽必烈则用了“(年龄)达到八十三”( bah hashtād u sahrisīdah)，似乎想表达“达到第八十三年”这样的意思，类似于成吉思汗享年72岁，但“死在第73年上”(60)或窝阔台汗在位12年，但“即位后第十三年去世”(61)这样的表述。实际上波斯人也在努力理解中国的“虚岁”概念，拉施德丁在记录成吉思汗年龄时，提到成吉思汗“享年七十五太阴年或七十二突厥太阳年，即享寿七十三虚岁。”(62)在记录忽必烈之死时使用“达到八十三”这样的表述，很可能是想记录他的虚岁。因此《史集》与所载忽必烈去世时的年龄比《元史》所载的“寿八十”多出三岁。而马可·波罗对忽必烈年龄的记载与《元史》和《史集》都不相同，因为马可先后接触了公历、中国农历和伊斯兰历三种历法。中国农历是阴阳结合历，与西历虽然月份不同，年份大体吻合。波罗一行离开中国返回威尼斯时，一路与三位波斯使者同行，到达波斯后又居住一段时间，这个过程中想必接触到伊斯兰历，也许还听穆斯林说起过忽必烈的年龄，伊斯兰历与西历年份不一致，这大概是马可·波罗记载忽必烈年龄时与中文史料不同的主要原因。等到马可·波罗回到意大利，又继续使用他熟悉的历法，以他在伊朗听到的资料结合公历进行推算，得出忽必烈的年龄，因此与《元史》和《史集》都不相同。 如前所述，马可·波罗记载忽必烈于1298年约85岁，比起公历计算的年龄多出2岁。我们知道波罗一行与波斯使者于1291年初从泉州出发，与波斯使者同船前往伊朗，1293年到达忽里模子港，又在伊朗居留半年才踏上归家旅途。公历1291年相当于伊斯兰历689年12月28日到691年1月8日，1293年相当于伊斯兰历692年1月21日到693年2月1日，因此马可·波罗与波斯使者相处的时间为伊斯兰历690-692年。根据《史集》记载来看，伊朗人最清楚的信息是忽必烈在伊斯兰历658年即位，时年46岁，因此在遇到马可·波罗的690年，按伊斯兰历计算，忽必烈78岁，在马可·波罗离开的692年，按伊斯兰历忽必烈80岁。1293年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从此完全使用西历，从1293到1298年，时过5年，因此马可·波罗说忽必烈“大约足有85岁”。贝内带托合校本的英译本对这一句的翻译是“他最少85岁”(he must not be less than 85 years old)，(63)马可大概对中国的虚岁略有了解，说不定也知道若按伊斯兰历计算，年龄比西历计算更大，因此用了这样谨慎的说法。 《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忽必烈生平纪年和年龄的“错误”记载是13—14世纪欧亚大陆一体化期间，中西方文化碰撞中造成的非常有趣的小细节。马可·波罗本人是基督徒，最熟悉是儒略历，与今天通行的公历差别不大，他在《游记》中最常用的纪年方式也是“基督降生后的××年”。马可在17岁时离开威尼斯，前往中国。经过三年半的旅程，他们于1275年到达上都，然后在中国居留17年，于1291年初从泉州离开。此时，马可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和在西方世界几乎一样长，他毫无疑问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譬如他记录忽必烈的生日在9月的阴历第二十八日(the 28 day of the moon of the month of September)，(64)《元史》则记载忽必烈生于“八月乙卯(八月二十八日，公历9月23日)”。(65)伯希和指出，这并非马可记错了时间，而是他认为中国年从公历2月开始，(66)因此经过粗略计算，把中国的八月换算成公历9月，日期仍采用阴历的二十八日。(67) 然而马可·波罗所在的中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多文化融合时期。他甚至可以不用精通中文，主要使用波斯语，就能在中国畅通无阻。1291年回程途中他和波斯使者在海上航行了18个月，到达忽里模子港后，又在波斯停留一年左右。因此也从波斯人处获得了不少信息。马可在《游记》中使用了很多波斯语词汇，例如把桥称为pul，(68)把齿称为dandan，(69)均来自波斯语发音。他还提到忽必烈是“第六位大汗，即迄今(TA)所有鞑靼人的第六位伟大君王”。(70)按照《元史》的观念，忽必烈应当是第五位大汗，但刘迎胜指出，在多种域外史料中，阿里不哥被看做蒙哥和忽必烈之间的皇帝，因此马可的这一说法可能来自持此种观点的西域人士。(71) 多文化碰撞产生的难解记载也见于当时的其他文献。《鄂多立克东游录》中提到过大都宫中一种“密尔答哈”(merdacas)制成的瓮，这个怪词难倒了不少学者，(72)最近意大利学者安德烈欧赛(AlviseAndreose)指出这其实是三个法语词“mer de cas”，mer即海，de表示修饰关系，cas是蒙语中“玉”的发音，指的是元代著名的酒器“玉海”。(73)在中西交流的繁荣时期，各种文献中都会出现“不可理解”的奇谈怪论或荒谬的“错误”记载，其中一部分可能真的是传抄错漏，但还有一部分则是多种文化背景下嫁接而成的奇异之果。在单一文化下生活的我们，有必要以当时世界为背景，对多种文化进行考察，理解“不可理解”的怪论，看懂荒谬的“错误”记载，摘取这些珍奇美味的果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