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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村落寺坊的分化与困境 在快速城镇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村转居”工程的实施，给W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原来相对封闭、静止和同质的乡村社会，逐渐呈现出了开放、流动和异质性的特点，农民逐渐从血缘家族、传统村落等地方性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村落社区的分化由此发生。从发展变迁的角度看，社会和共同体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就共同体而言，它的稳定性和凝聚力更强，但是伴随着社会的日益分化，在现代性条件下社会关系脱离了具体的社会互动环境，共同体也会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被重构。寺坊作为一种共同体，同样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不断地“分化-整合”过程中。通常来讲，分化是事物从同质性向异质性的变化，社会分化是社会系统的结构中原来承担多种功能的某一结构要素发展为承担单一功能的多种不同结构要素的过程[12]。社会分化的维度体现在三个方面：社会分工是社会分化的横向维度，是社会分化的基础与前提；社会分层是社会分化的纵向维度，是资源占有的分化标识；系统功能分化是社会分化的深化维度，是现代化的重要形态[13]。同时，社会分化会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社会分化有助于提高社会的整体功效，社会通过其内部结构的不断分化来适应环境，寻求更好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分化会加大社会整合的难度，并非所有的分化都必然使结构要素有效互补和协调发展，有些社会分化可能会造成冲突，引发社会矛盾等。总之，社会分化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的特点，社会分化激发了社会活力，也增强了社会发展的张力，社会流动性的加剧必然带来社会结构的多维与多元，社会发展的风险随之增加，这对社会整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须重视社会分化所产生的多方面影响。W村的实际情况是，出现了多种形式、不同程度的分化和分层问题。 横向维度上主要体现为村民的职业分化，从较为单一走向多元职业。W村征地拆迁后，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被彻底颠覆，绝大多数失地农民开始从事非农产业。一是商业服务业人员，即受人雇佣的打工者。他们不用投入什么资本，通过打工来获取经济收入。W村的村民一般不会外出打工，大多集中在当地市区和郊区，主要从事建筑工、修路工、园林绿化工、餐饮业服务人员、司机等职业，这类职业者较为普遍。二是商贩个体户。他们大多在征地拆迁之前有一点从事买卖经营的职业积累，主要从事贩卖蔬菜瓜果、粮油，卖夜市小吃，开出租车，制作家具，修理机电等多种职业，这类职业较多和回族传统上善于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有关。三是新兴私营企业家。这类人很少，他们大多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事建筑工程的承包经营，后来极少数人成立了建筑公司，如今W村的村民LHJ所注册经营的HY建筑公司，已经成为该市最大的地产企业。四是村社工作人员。“村改居”之前，W村的村干部可以说是兼职，有事办公，无事在家。如今要改建行政社区，社区职能细化，工作人员扩充，村干部更新换代，成为坐办公室的“上班族”。最后就剩下无业者。他们大多是家庭妇女、老人及无法再从业者，这在村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W村的职业结构变迁，是“村改居”进程中征地拆迁的直接结果，是村民另谋生计的一种理性选择。在城市化和市场化的作用下，社会分工细化，村民谋求生计的职业分化成为一种必然。 纵向来看，职业分化同时引起了村民在经济收入、声望、权力等方面的差异和分层。从经济收入来看，新兴私营企业家是最高的，其次分别是商贩个体户、打工者、村社工作人员及无业者。从声望层面来看，村落传统的长者威望已经衰落不见，新兴私营企业家成了村落中声望最高的，他们也是村中的致富能手，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其次分别是村社工作人员、商贩个体户、打工者及无业者。在权力获得方面，村社工作人员作为基层权力的代表，在村社中地位最高。 社区社会分化一定程度上对社区的发展以及城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也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发展不平衡、阶层利益矛盾凸显等问题。村民个体的“个性”得到了空前的凸显。个体进入社会和市场的大潮中去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逐渐忽略了村落集体中应该承担的义务与责任，同时村落中的传统权威逐渐衰弱，村落社区的动员能力下降，公共事务的参与度降低了。村民从地方性的村落社区离散出来，虽然在社会中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自主，但也面临着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衰落的危机。 寺坊是寓于村落社区中的一个独特单元，也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分化，其实质是社区分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或缩影。寺坊作为村落社区中一个以信仰为纽带的生活共同体，除了具有上述村落社区分化所遭遇的共性外，又有其特殊性。寺坊分化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寺坊组织及成员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变迁，因为社会分化不只是财富与权力分配的分化，还有人们自我意识的分化。从寺坊分化的影响来看，寺坊共同体的分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共同体困境”②，主要体现在寺坊成员构成的变化、成员宗教生活的式微、寺坊组织管理的弱化以及寺坊文化观念的分化等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