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丰硕的原创性理论成果 历史学源于社会，自然要回答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或历史教训，鉴往知来，是历史学的基本功能。恩格斯曾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加重视历史。”[6]650欲获得“历史的启示”，使历史真正成为“我们的一切”，不可能通过“编年史”完成，而需要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即理论的阐释。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但史料并不等于史学。改革开放40年，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原创性的成果有目共睹，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着广泛的影响。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12卷22册，总篇幅约1400万字，近500人参与撰写，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卷《导论》为史学理论卷，是该书的重要特点之一。编写者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充分的阐述，堪称阐释中国历史之理论认识的传世著作。《导论》计9章，重点探究“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等理论问题。编写者对这些问题的阐释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坚持“论从史出”，因此有较强的说服力。例如，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问题，《导论》提出了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等4个类型的论点。关于历史分期问题，《导论》以应当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地主阶级身份的变化、农民阶级身份的变化、少数民族地区和广大边区的发展变化、中外关系的变化等综合考察为标准，提出了封建社会可以分为4个时期。关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导论》首先阐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两个基本事实或者说是两个特点：一是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二是中国文明的文化发展，也未曾有过断裂现象。然后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此外，编写者在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生产者、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结构，国家职能等问题上，也有不少理论上的真知灼见。 1964年，吴于廑发表《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他在文中指出：“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无疑必须体现世界的观点。所谓世界观点，是针对地区或种族的观点而言的。它应当排除地区或种族观点的偏见，全面而如实地考察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民族的历史。但是直到现在，一部完好的、真正用世界观点写成的世界史，似乎还不曾出现。”[7]3那么，什么是“真正用世界观点写成的世界史”呢？当时并没有展开回答；只是在改革开放后，吴于廑在其世界史“整体历史观理论”的精辟阐释中，才对此有了系统的回答。他说：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漫长的过程：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8]1；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8]5。他特别指出，“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8]15吴于廑“整体历史观理论”的立论基础，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首次提出了源于黑格尔，又超越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并逐渐形成了自成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强调：“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9] 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10]吴于廑的“整体历史观理论”，不仅对于加强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指导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重要的历史启迪。 吴于廑教授的“整体历史观理论”，是其常年在科学研究实践中，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的结晶。[11-17]齐世荣在论及新时期世界历史学科建设时曾指出，1978年以来中国学者对世界史体系的深入探讨，以吴于廑先生的成就“最为突出”[18]，这为学界所公认的事实。“整体历史观理论”作为中国史学界标志性的理论成果，不仅在一些世界通史性的著作中表现出来，如200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相继出版的齐世荣总主编的《世界史》4卷本，2010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武寅主持的《世界历史》8卷38册；而且也有一些研究者对其进一步阐发，促成一些有影响的世界史研究成果问世，例如，相继出版了李植枬教授主编的《宏观世界史》(1999)和《整体世界历史初探》(2009)等。 改革开放以来，所谓“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旧观念被彻底摒弃，中国史学界在现当代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世界现当代史)领域，几乎由一片空白而成硕果累累，每年都有令人瞩目的成果问世③。这与改革开放前中国史坛现当代史研究的冷寂，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情况绝非偶然，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认识观念顺应时代，随之改变和史学理论的创新使然。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19]35在新时期中国历史科学发展中，中外现当代史研究繁花似锦，则是在时代呼唤下这一“生动景象”的具体展现。“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20]694改革开放40年来，就我国的中外现当代史研究来看，历史认识观念的嬗变和史学理论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其一，求真求实、经世致用。中国古代的史家，将其作为自己史学活动的自觉追求，著史的旨趣在于垂训、彰善、鉴戒，欲通过历史的回溯，表达对现实的关注和诉求。中国史学的这一优秀传统在新时期得到弘扬，并通过现当代史研究的实践，赋予其新的社会意义和新的社会内容。其二，关注现实、服务大局。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成为中国社会各阶级普遍思考的问题。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古代社会，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地回答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尖锐问题。在新时期现当代史研究中，这一传统得到升华和发展。其三，史家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使命。20世纪初，人类社会进入变化最深刻的世界现代史时期。今日的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新形势提出了新任务，现代史研究越来越成为中外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史家的“社会担当”，玉成了一部部现代史研究的力作。 史学理论研究丰硕的原创性成果，还表现在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诸多学术专著中。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挂一漏万例举。如何兆武等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1996)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该书在“新康德主义的史学理论”“新黑格尔主义的史学理论”“分析的历史哲学”等章节中，对现代西方学术界有代表性的历史认识理论进行了较系统深入的分析。作者强调，因为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所要回答的问题，主要是历史认识是什么，而不再是历史本身是什么；更多的是人们怎样在认识历史的运动，而不再是历史自身是怎样运动的。总之，对它们来说，更重要得多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对历史本身的探讨和解释，而是对历史学的探讨和解释。[21]11-12何兆武还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1994)、《历史理性批判论集》(2001)、《历史理性的重建》(2005)。这些文集历经时间的检验，堪称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的奠基性作品。陈启能在其主编的《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2005)中认为，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发展迅猛、变化空前的1个世纪，尤其是战后的半个世纪。在这个变化多端的世界里，欧美的历史学也经历了极大的变化。该书着重探讨的正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史学的发展，历史学永无止境地在变化演进之中，为人类的思想文化宝库留下它的财富。姜芃主编的《世纪之交的西方史学》(2012)认为，世纪之交，西方史学发生了两次重要转折：一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的出场，它催生了新史学分支学科和新研究视角的出现，这些新学科包括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女性主义史学、后殖民主义史学以及环境史学等；二是90年代前后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全球化等，又一次调整了西方史学的研究视角，重新把政治和经济因素，以及世界宏观的发展格局提上历史研究的日程，从而催生出文明史、全球史、新文化史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等。 40年来，随着史学理论研究丰硕的原创性成果陆续问世，一支专门从事史学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学术队伍迅速成长。特别可喜的是，一批青年学子崭露头角，其研究成果在学界日渐产生广泛的影响④。他们有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大多接受过严格的博士研究生课程训练，有坚实的专业知识、专业基础知识和较完善的知识结构。一些人与其发表处女作时相比，现在已不年轻，但仍活跃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他们是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未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