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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新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40年，是构建有中国特色史学理论新形态的40年。所谓“新形态”，即自觉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史学的优秀成果，广泛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打造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研究体系和话语系统，以不辜负我国正在进行着的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的伟大时代，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不言而喻，无论研究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还是研究外国史学理论，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取其精华，与“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新形态”联系在一起。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史学大国。梁启超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最迟至殷时必已有史官，则吾侪从现存金文甲文诸遗迹中可以证明。”[22]11构建史学理论新形态，要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并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实现现代的转换。先秦两汉以来，众多史学宏厚的史学思想和诸多的史学精品，是我们宝贵的历史遗产。70多年前，吴玉章曾在《中国历史教程绪论》中写道：“我们研究历史更重要的意义尤在于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发现我们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加强我们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必然获得胜利的信心，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使革命不犯错误，以加强革命的力量，循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向前迈进”。[23]15时代虽然变了，但吴玉章的论述，对待我们今天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的“新形态”，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后，我国史学界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理论的层面上，对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华民族重视修史(官修史书与私人著史)；秉笔直书，以信史、良史为追求的目标；重视修史与文明传承；读史明道，完善人生修养；经世致用，从史学中汲取历史智慧等。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成果层出不穷，⑤白寿彝主编的6卷本《中国史学史》(2006)约240万字，可为代表。第1卷为白先生30年前写就⑥，主要内容是《导论》和《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产生》，还有白先生的9篇文章作为附录。第2-6卷分别是许殿才《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成长》，瞿林东《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吴怀祺《五代辽宋金元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继续发展》，向燕南、张越、罗炳良《明清时期(1840年前)：中国古代史学的嬗变》，陈其泰《近代时期(1840-1919年)：中国近代史学》。6卷本《中国史学史》在系统论述中国史学发展史时，对每一历史时期史学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史学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古代史学的思想成就和理论成就都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加以阐释。 吴怀祺的“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他的《宋代史学思想史》(1992)迈出了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第一步。1996年12月，《中国史学思想史》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白寿彝在该书的《序》中写道：“从60年代起，吴怀祺同志就有志于中国史学史研究。”70年代读研究生时，他“提出了关于郑樵的研究，就表现出他对史学思想史研究的特殊兴趣”。这部著作“论述了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和有关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论述了史学和经学、玄学、理学、事功之学、经世之学、实学之间的关系，论述了近代史学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白先生认为“这书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有所推进，是可喜的”，同时“还希望作者继续开展工作，做出更多的成绩”。[24]12007年11月，《中国史学思想史》在做了比较大的修订与增补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2002-2005年，吴怀祺主编的10卷本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300余万字，在黄山书社出齐。这部著作立意高远，从深层次上揭示了中国史学的民族精神，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新形态，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在西方历史编纂学中，因意识形态的偏见，马克思主义史学多被忽略或丑化，虽不排除也有较客观的论述，但多过于简化。20世纪末“冷战”结束后，西方大肆宣扬马克思主义“破产”，在国内的反映之一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怀疑或嘲讽。尽管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出现曲折，但是它们以往所取得的成绩不容抹杀，而且中国等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仍在发展。因此，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描述1个半多世纪的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轨迹，阐释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彰显、弘扬其理论成就，总结、汲取其历史经验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40年来有多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⑦，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新形态添砖加瓦，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史家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中国“十七年”历史学研究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的主要阶段、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文化遗产和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探讨，苏联东欧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以及在国际历史学界的影响等。这些研究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主要贡献，以及自身发展的经验教训，恢复了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应有的历史地位。 改革开放后，主要是欧美国家的外国史学理论著作，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其数量之多，涉及内容之广、译介速度之快，是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界从不曾出现过的，称其为中国史坛的“西学热”，也不过分。这只要看看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全球史译丛”“历史与理论译丛”，华夏出版社“二十世纪文库”，上海译文出版社“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历史的观念译丛”“历史学的实践丛书”，译林出版社“人文与社会译丛”，上海三联书店的“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大象出版社与北京出版社“大象学术译丛”，大象出版社“新史学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代世界学术名著”译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后现代历史哲学译丛”等译丛中数以百计的史学理论著作，即可一目了然。自然，除上述译从之外，还有不少西方史学理论名著的中译本面世，如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1984)、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1999)、田时纲译《克罗齐史学名著译丛》5种(2005)等。 研究西方史学理论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这曾引起广大史学工作者的热议。那种认为用西方史学理论“改造”中国史学、中国史学的前途是“加速西化”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1956年8月，毛泽东谈到如何学习外国文化时曾说：如果“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总之，“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25]81,82。在如何对待外国史学理论问题上，毛泽东当年的谈话，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 从这样的基本认识出发，为了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40年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古典时代和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法国复辟时期的史学、近代西方批判史学、兰克史学思想、19世纪英国史学中的“牛津学派”和“剑桥学派”、美国特纳“边疆学派”；20世纪初西方的“新史学”、法国的“年鉴学派”，二战后西方史学的新变化：历史学分支学科出现，和与之相应的跨学科史学方法盛行，如社会史学、文化史学、人口史学、心智史学、心理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家庭史学、妇女史学、城市史学、口述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近年，历史人类学、全球史、生态—环境史、新文化史、叙述的历史哲学、口述史等在西方史坛方兴未艾，自然为中国史学工作者所关注。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在西方热极一时，近年它在西方虽已出现“退潮”之势，但在国内仍有一定影响。2013年，《历史研究》编辑部在“当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系列反思·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史学”栏目下，邀请中国内地、台湾和美国5位学者撰文讨论。编辑部的《按语》写道：“当代史学新思潮、新学派风起云涌，既有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学术自觉的推动，也有国际学术协作团队的努力。这一波新史学潮流的出现，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断得到推介，但并未形成清晰的画面，个中原因恐怕还在于对话与交锋不够，互动太少，因此不免自说自话。新说的创见如不能内化为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学术自觉，其影响也就日渐减于无形。有感于中国学界学术反思之不足，本刊特组织相关学者，趁各种新兴思潮、流派有一定经验和实证研究基础但尚在成长之际，截断众流，形成代际，对其聚集，着重反思，推动中国学界的反思与前瞻，推动中国史学之知识创建汇入人类整体知识洪流。”[26]《按语》虽主要是就“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史学”所言，但其所阐发的研究西方史学思潮的方法和目的，却代表了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有着更广泛的指导意义。 研究西方史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西方史学史。40年间这方面有不少著作问世⑧，如张广智主编的6卷本《西方史学通史》2011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诚如作者所言：“《西方史学通史》的编纂开中国多卷本西方史学史著作之先河……实实在在地做了一项垦荒者的工作，在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史册上留下了一页。”[27]6我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先行者耿淡如、郭圣铭、孙秉莹等先生虽已作古，但他们所献身的事业却永葆青春，并依时而进，不断取得新的成果，6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即可视为代表之一。 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新形态，推动了中西历史比较研究，这有助于探究中西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1992年，朱本源发表长篇论文《“〈诗〉亡然后〈春秋〉作”论》[28]。这篇论文通过论述“伟大民族的科学最高峰：理论思维”“维科的史学起源论”“孟子的中国史学起源论”，分析了孟子高度的理论思维，回答了孔子为什么是中国科学的历史学(理性的历史学)的奠基人。文章发表后，迅即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推动了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深入发展。2003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等单位发起“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学术论坛”，表明我国的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⑨ 2013年3月，刘家和主编的《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编写者首先提出“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问题——对黑格尔曲解中国历史特点的驳论”，然后阐释了“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比较研究”“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史学概论”“古代中国与西方历史理论的比较研究”。这是学术界第一部对中西古代历史、史学及理论，作出较系统比较研究的学术专著，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观点。王成军著《中西古典史学的对话：司马迁与普鲁塔克史学观念之比较》(2009)，作者在研究两人“以人物为中心”这一传记史学的共性的同时，着力探讨二者传记史学观念的诸多不同点。普鲁塔克在理性的斯多葛主义指导下，其传记史学徘徊于主与客、人与事、历史与文学、真与善之间；而司马迁则是在具有浓厚的辩证思想——“通变”的史学纲领指导下，将主观与客观、将事与人、历史与文学、真与善、因果判断与价值判断在历史的基础上有机统一起来。王成军还著有《世界史背景下中西古典史学的比较与诠释》(2016)，作者深入分析了中外古代历史文化内在结构的异同，特别是把中国史放在整体世界史发展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有助于从深层次上认识中西历史文化的异同，为科学地解读整体世界史形成的过程开辟了新的路径。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29]它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它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史学理论研究，是历史科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回溯40年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与时代同行的规律性内容及累累硕果，我们坚信，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史学理论研究今后一定有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一定会为中国历史科学的繁荣，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