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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曹操墓出土文物解决了哪些重要问题 曹操墓发现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它是目前唯一已被考古发掘所证明的东汉至曹魏时期的帝王陵墓,而且是一座有明确纪年的墓葬,墓主人的身份和时代清晰明确。根据对它的墓葬形制、结构及其出土物,结合相关史料记载来进行研究,可以解决许多困扰考古界和史学界多年的重大学术问题,现大致归纳如下。 (一)墓葬年代问题 曹操墓开口地层清楚无误,其叠压于南北朝地层之下,开口于东汉地层之上,从而决定了其形成年代只能是东汉末期墓葬。然而,要想确认这座墓的年代,仅仅依靠地层关系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墓内出土文物,看器物的特征是否符合这一时期的文物特征。同时,最重要的是它们中有没有否定曹操墓的因素存在,只要有一条不符合这一时期的因素存在,就不能断定其是曹操墓。 一般来说,陶器类文物因为其原材料易得,容易制造,质脆,易损,因此器形更新较快,最具时代特征。故不同时期的陶器都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是判断年代的最重要参考文物。 曹操墓内出土有大量陶器,器物时代特征十分明显,具有某些典型的东汉末年文化特征,从而界定了该墓葬的时代不会早于东汉末期。个别陶器又兼具西晋时期陶器特征。比如,多数人认为陶质多子槅这类器形肇始于西晋,是西晋时期的典型陶器。但是,曹操墓内出土了一个圆形多子槅,一下子改变了人们的上述认识。不过,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二者的差异,如西晋时期的多子槅多为长方形和方形,而曹魏时期的却是圆形。说明这类器物其实早在东汉末期及曹魏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并不是西晋时期的产物,只是在西晋时期变得更加普遍和多样化,其主流形状开始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圆形演变成了长方形或方形,并成为了西晋时期的代表器物。因为某种器形不可能毫无征兆地在某个时段突然流行起来,都有一个肇始、发展到流行的演变过程。有人不了解这一点,便想以此来否定曹操墓,据此认为该墓葬的年代应该晚于汉魏,推测它是西晋时期的墓葬,这显然是不对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界定这座墓的年代不会早于东汉末期,也不会晚于西晋,介于二者之间,应该是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的墓葬。 墓内出土的石牌,其铭文的记述方法、用语习惯、书法特征等均符合东汉时期的表述特征,表明了这些石牌的制造时代不晚于东汉,应该是曹操所生活的东汉末年的产物。 曹操墓是一座大型多墓室砖室墓,这种结构特征与东汉时期高等级贵族墓葬完全相符,与西晋之后帝王陵墓的单室砖室墓有着明显的区别。近几年的考古新发现证明,曹魏时期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均为多墓室砖室墓,反映了这种传承关系。到了西晋,是一个大的转变时期,高等级墓葬由多墓室砖室墓演变为单墓室弧壁砖室墓。所有这些都决定了该墓葬的时代只能是东汉末年,与曹操的生活时代相符。 (二)墓主人身份问题 曹操生前要求“因高为基,不封不树”,西高穴这座大墓所处的位置为一高岗之上,地层叠压十分清楚,发掘过程中,在地表上没有发现封土的痕迹,这两点完全符合曹操在《终令》中的要求。曹操在《遗令》中要求“无藏金玉珍宝”,在西高穴这座大墓中,确实没有发现这些东西。但是作为一代帝王,标明其身份的礼器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当时礼制的需要,然而,为了尊重曹操的遗令,这些本来十分贵重的礼器都改用了石质代替,比如石圭、石璧等。 曹魏时期的墓葬因为缺乏墓碑、墓志而不易辨识,为我们判定这一时期墓葬墓主人的身份造成了许多不便。但是,曹操墓却是一个例外,由于曹操墓内出土了一批带有铭文的石牌,为断定墓主人身份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从形状上来看,这批石牌可分为两种,一种为圭形,另一种为六边形。其中,圭形石牌的正面所刻铭文中均有“魏武王常所用”字样,是我们判断该墓葬为曹操高陵的依据之一。因为曹操生前被封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 年)去世,朝廷赠与他谥号“武王”。而石牌上的这个“魏”字,应该指的是他的封国魏国,是曹操生前所封国的国号;“王”是他生前的爵位。我们知道,东汉末期被封为魏王的只有曹操,这一时期在邺城建立魏国,称魏王的也只有曹操一人。因此,以上几点决定了该墓的主人只能是曹操,历史上再无他人,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曰:“太祖自统御海内,芟夷群丑,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这段文字很好地总结了曹操的一生,对他的武功进行了高度评价。曹操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屡建奇功,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而且他还著有兵书,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死后被赠谥“武”字一点不为过。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以诗赋享誉天下,“三曹”的文采闻名海外。这两点在西高穴的这座大墓中均得到了印证,比如在该墓葬中出土有大量兵器,如铠甲、铁刀、铁剑、铁镞等,证明了墓主人“武”的一面;同时还出土有陶砚,从该墓出土的石牌记载内容中看,其随葬品中还有墨饼,另据史料记载,曹操墓早期被盗,被盗的随葬品中还有书箱、书车、毛笔等文房四宝。如《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陆士龙集》收录陆云写给其兄陆机的《与兄平原书》中曾明确记载,被盗物中有“奏案大小五枚,书车又作岐案,以卧视书。……书箱,想兄识彦高书籍,甚似之。笔亦如吴笔,砚亦尔。书刀五枚。琉璃笔一枚所希闻”,这是曹操“文”的一面。它们同时出土于一座墓中,印证了墓主人生前文武兼备的双重身份。这种兵器与文具同时在一座墓中出土,在以往的考古发掘工作中是绝少出现的,唯曹操墓所独具。 曹操生前取得了“位在诸侯王之上”的崇高地位。但是,根据《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天子大丧,随葬明器中有“瓦鼎十二”,安阳西高穴这座墓中正好出土有十二个陶鼎,而《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又记载:“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说明了他去世前已经取得了与天子相同的礼遇。与此同时,该墓内还出土有一圭、四璧等重要礼器,这是天子所独享的礼制,说明了墓主人是以天子的礼制超规格进行安葬的。 另外,无论从墓葬的规模、结构和建筑材料来看,也都是帝王级别的。墓内出土的大型错金铁镜为天子所用之物。从出土石牌中可看到,随葬物品中还有“卤簿”“ 车”“竹翣”等,这些都是安葬皇帝时的专用葬具和礼仪。能够享有这种天子礼遇安葬的人在当时也只有曹操一人而已,再无他人。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证据,诸如该墓葬所处的位置也与曹操的《终令》及有关曹操高陵的文献资料记载相符。该墓葬存在二次葬遗迹,与史料记载其夫人卞氏去世后附葬在高陵的记载相符。该墓葬开口地面发现多处大型建筑遗迹,与有关史料记载相符。该墓葬虽然时代上为东汉晚期,但是坐西向东,与东汉贵族墓葬方向迥异,与安徽亳州曹操祖茔中的曹腾、曹嵩墓的方向完全一致。该墓内出土的陶器十分粗糙,皆为素面,也与曹植所写的《诔文》描述的情景完全一致等。关于这座墓为曹操高陵的证据,本人所写的考古报告《曹操高陵》中总结了二十多条,详细情况请参阅考古报告。以上各点都证明了这座墓只能是魏武王曹操的高陵,不可能为其他人的墓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