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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魏时期的葬制问题 截至目前,曹操墓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来的唯一的曹魏之前的帝王陵墓。 该墓发掘之前,学术界对汉魏帝王陵墓内部情况知之甚少,丧葬制度的了解仅见于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比如皇帝、皇后去世被称为大丧,其所使用的随葬品被称为东园秘器,出殡仪仗被称为卤簿等等。但是,所谓的东园秘器到底是什么样子,却不得而知。曹操墓的考古发现,基本上解决了这一学术问题。该墓所出土的陶器印证了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与《后汉书·礼仪志》所记载的东园秘器一一对应,恰好补充了这一缺憾。比如《礼仪志》“大丧”条目中记载,皇帝登遐,“东园武士执事下明器。……磬十六,…… 瓦灶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匏勺,……瓦案九。瓦大杯……,瓦小杯……,瓦饭……,瓦酒尊……。匏勺……”。以上曹操墓中均有实物出土,从而证明了这些记载并不为虚,是真实存在的。 记载有“卤簿”“ 车”“竹翣”等内容的石牌的出土,印证了相关文献记载。比如车,是专门用来运载灵柩的车子。《礼记·檀弓上》是这样解释的:“天子之也。”郑玄注云:“天子殡以车,画辕为龙。”关于翣字,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古代帝王仪仗中的大掌扇,如《小雅·广服》载:“大扇谓之翣。”再如《宋史·仪卫志》记载:“古者扇翣,皆编次雉羽或尾为之,故于文从羽。”《周礼·御仆》进一步解释说:“大丧持翣。”《周礼·女御》亦云:“后之丧持翣。”另一种解释为古代帝王灵柩上覆盖的棺饰,垂于棺的两旁。《说文》的解释为:“翣,棺羽饰也。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下花。从羽,妾声。”因此,“ 车”“竹翣”的出现,让我们对古代帝王葬仪有了一定认识。而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挌虎大刀”“挌虎短矛”“长犀盾”等石牌的出土,让我们对古代皇帝出行和丧葬活动中所用的“卤簿”组成有了一定的了解。 上述文献记载的应该是汉以前的丧葬制度,魏承汉制,从以上的考古发现我们了解到曹魏时期继承了其中的主要内容,至少在东汉末年曹操去世时,很好地继承了这些制度。比如,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六月,他下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周礼頉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兼容。”就是对周礼和汉制的继承。同时,他也有自己的创新,薄葬制度的实施,比如推行的“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再如他在《遗令》中要求:“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这些也是他根据当时的形势而进行的改变,这些改变被其继任者曹丕很好地继承下来,并以诏令的形式将其固化,成为曹魏一代人人必须遵守的制度,这是需要一定的政治勇气和开创精神的。而且,这种薄葬制度后来被西晋所承继,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中国古代丧葬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因此,曹操墓发现之后,曹魏时期的墓葬相继出土,考古新发现接连不断。先是曹魏时期著名将领,曹操的族侄大司马、长平侯曹休墓在洛阳发现,随后在洛阳南郊西朱村又发现了两座曹魏时期的大墓,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发掘了其中的一座。发掘者认为该墓葬有可能是魏明帝曹睿皇后郭氏的陵墓,但是,经过考察和与曹操高陵出土文物相对比,本人认为它应该是魏明帝曹睿本人的高平陵。目前,这一观点基本上已经被学术界所接受。 这几座重要墓葬的相继发现和发掘,十分重要,既有曹魏早期,又有中期,更有中晚期陵墓,为研究当时的帝王陵墓和丧葬制度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通过对它们的研究,让我们对整个曹魏时期的丧葬制度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同时,曹操是曹魏王朝丧葬制度的奠基人,因此对曹操墓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揭示出曹魏时期丧葬制度的发展史,帝王陵墓的演变过程和规律。又因为晋承魏制,比如西晋同样实行的是不封不树薄葬制度。因此为我们了解西晋王朝的丧葬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四)魏武王曹操的葬礼规格 根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的地位提升有一个清晰的过程,如建安十七年(212年)春正月,“天子命公(曹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建安十九年(214年)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同年十二月,“天子命公置旄头,宫殿设锺虡”。建安二十年(215 年)九月,“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诸侯守相”。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五月,“天子进公爵为魏王”。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四月,“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五月,作泮宫”。同年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上述这些史料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信息,证明曹操去世前已经获取了作为帝王的所有特权和礼遇,成为事实上的皇帝,当时的皇帝刘协只不过是他手中的一个傀儡罢了。 正如上文所述,曹操所取得的如此崇高的地位,一定会在其陵墓中有所反映。高陵内所出土的一圭四璧、十二瓦鼎等证明其帝王地位的礼器和车、竹翣、卤簿等帝王专用葬具,均证明了其规格为帝王一级的陵墓。这是对这一历史事实的真实反映。 再如,曹操的陵墓中出土的一面铁镜,直径达21 厘米,经过CT 扫描,发现这面铁镜背后有错金纹饰,证明它是一面错金铁镜。《全三国文》中录有曹操所写的《上杂物疏》中记载:“御物有尺二寸金错铁镜一枚,皇后杂物用纯银错七寸铁镜四枚;贵人至公主九寸铁镜四十枚。”铁镜多出土于汉末至魏晋时期的陵墓中,这可能和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不佳以及科技发展水平有关,因此笔者并不排除在某些这一时期的低等级墓葬中有可能会出现错金铁镜。但是,在东汉末年战乱频仍,经济极度凋敝的背景下,这种大型错金铁镜应该为帝王级别的御用之物,而作为事实上的统治者,曹操本人不可能不享用此物。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当时还有皇帝赏赐给功臣这一现象存在。 值得关注的是曹操墓中出土的那件石圭,不仅体型大,而且外表有一层黑皮,应该是传说中规格最高、皇帝专用的玄圭。总之,以上证据无不证明当初曹操是以帝王级别的礼制进行安葬的,这种超规格的礼制与曹操生前所取得的政治地位是完全相符的。 (五)印证了曹操生前《终令》《遗令》等相关史料的记载 有关曹操墓的记载其实并不少,如建安二十三年六月,其为自己预制寿陵时曾下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兼容。”该条文献被称为曹操的《终令》。再如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日,曹操临终前曾留下《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载,曹操生前“常以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故预自制终亡衣服,四箧而已”等。 关于这些记载是不是准确,在考古发现中是否得到证明呢?我们不妨详细分析一下。曹操的《终令》中有“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明确了高陵的位置。唐代李吉甫在其所编纂的《元和郡县图志》相州邺县条中也记载道:“西门豹祠在县西十五里,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那么,西门豹祠就是确认曹操高陵的关键。 根据《水经注·浊漳水》记载:“漳水又东径武城南。……漳水又东北径西门豹祠前。祠东侧有碑隐起,为字词堂,东头石柱勒铭曰:‘赵建武中所修也。’”其故址在今安丰乡丰乐镇北丰村东,京广铁路与107国道之间。西门豹祠曾经出土《水经注》中所提到那块勒铭石柱,现收藏于邺城博物馆内,上面的铭文与《水经注》中所记载的文字完全一样,从而证明了该遗址的准确位置和具体时代。曹操高陵所在西高穴村,位于西门豹祠西7.5公里处,而西门豹祠西距邺城的距离也恰恰7 公里左右,与《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方位、距离完全相同。 曹操在《终令》中还强调了“因高为基”这一点。目前,对“因高为基”的理解比较一致,认为是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西高穴所发现的曹操高陵,所处的位置正是在一高台地上,台地海拔约105 米,高出周围地面5 米左右。与曹操在《终令》中所要求的地貌特征亦相符。 与此同时,还要求“不封不树”,其中,对前半句“不封”的理解大家没有异议,认为是指在地面上不封土,不建坟丘。但是,对后半句“不树”的含义,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理解,许多学者认为不在地面上种树,笔者则认为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是望文生义,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不在陵墓神道两旁树立碑刻。在发掘过程中,在墓葬开口的汉代地面上没有发现有过封土痕迹,印证了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在墓葬之前的神道两旁也没有发现树有石刻碑刻遗迹,这也证明了笔者的上述理解是正确的。因此,这一状况与上述曹操《终令》的记载也是完全相符的。 正常情况下,圭和璧这类礼器应该是玉质的,但是,在曹操墓出土的圭和璧却是石质的,这可能和曹操在《遗令》中的“无藏金玉珍宝”要求有关。更没有发现什么青铜铸造的礼器,和大型金银器皿。这一点与动辄随葬数百件金银铜器的东汉诸侯王墓迥异。 曹操在《遗令》中要求“敛以时服”,这一点在考古发现中我们也找到了有力证据。如其墓中出土了一件已经残断为数节的玉觹,断口均为旧痕,这应该是他生前身上的佩戴之物。这一配饰的发现,证明了曹操去世后,确实是按照这一要求来进行安葬的。 曹植在为其父亲所写的《诔文》中描述道:“明器无饰,陶塑是佳。”而曹操墓中随葬有大量陶器,器形矮小,做工粗糙,均为素面陶,证明了这些记载的正确性。 从以上内容看,上述文献中的有关高陵的记载都在曹操的陵墓中得到了一一验证,同时,用事实告诉世人,曹丕在安葬曹操时,是完全按照其父生前的规定进行的,并没有半点逾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