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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欧亚草原地带双轮轻便式马车的出现及其东传 (一)中亚与草原的联系:双轮轻便马车的出现 自20世纪70年代末辛塔什塔墓地[16]发掘以来,考古学家已经在南乌拉尔和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多处辛塔什塔文化(Синташтинскаякультура)墓地中发现了至少17辆装配有辐条的双轮轻便式马车[17](以下称双轮轻便马车)。最新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表明,其年代在公元前2030～1750年[18],这是目前欧亚大陆发现的最早的双轮轻便马车(图八)。此后,随着印欧人向东、向南的扩张,双轮轻便马车迅速在欧亚草原上普及起来,在辛塔什塔文化的继承者,彼特罗夫卡文化(Петро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和阿拉库文化(Алакуль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遗存[19]中均出现了双轮轻便马车的实物或遗迹[20]。 关于双轮轻便马车的起源地,西亚起源说和草原起源说两种主要的观点长期争讼不已,但自1992年辛塔什塔的材料正式发表以后,草原起源说逐渐被大多数的考古学家接受。其最主要的事实依据是:虽然实心双轮马车最早见于西亚,但是双轮轻便马车在草原的出现要早于西亚[21]。不可否认的是,辛塔什塔马车已经非常先进,远不是最原始的形态,因此部分草原起源说的支持者也不否认西亚古代文明在 双轮轻便马车的发明方面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比如,И. В. 切秋什科夫(И. В. Чечушков)就认为,双轮轻便马车的出现是一个渐进式的、十分复杂的过程,因此讨论其“发明”的具体地点是没有必要的。他结合黑海北岸加古诺娃(Тягунова Могила)M 2 7 [ 2 2 ]及北高加索伊帕托沃巨冢(Б о л ь ш о й И п ат о в с к и й курган)32号墓[23]等洞室墓文化实心双轮车辆的发现(图九;图一○),令人信服地指出,在公元前3千纪与公元前2千纪之交,由于与西亚人群直接的接触(穿越高加索山脉或绕过里海经中亚),草原居民引入了西亚的二轮车,并将驴等其他畜力代之以自身久已熟悉的马匹,随之为提高车速而改进了车轮样式,并创造了控驭烈马的衔和镳[24]。 西亚与中亚古代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自不待言[25],在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Андроно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общность)人群南下建立移民据点之前,中亚与草原居民之间的联系也已被大量考古发现所证实。例如在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遗址内出现了来自北方草原文化的陶器,同时北方草原辛塔什塔、波塔波夫卡(Потапо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彼特罗夫卡文化的陶器上也出现了中亚式的装饰纹样[26]。不仅如此,戈努尔杰别葬车墓与同时期的草原葬车墓也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В. А.诺沃热诺夫(Новоженов В.А.)将其概括为殉人、殉狗、殉马以及包括车和工具、武器在内的一套特定的“战车”组合等[27]。在这里,我们要补充的是戈努尔杰别轮牙与草原文化的联系。 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在哈萨克斯坦中部的萨坦墓地(могильник Сатан)发掘了三座青铜时代冢墓,其中在M1内出土了一辆保存相对较好的双轮轻便马车[28]。M1墓室呈西北-东南向,长390、宽250厘米,西北部有两个相距150厘米,各长约70、宽约15、深约25厘米的车轮坑。该墓早年即遭盗扰并被焚毁,在车轮坑内保存了炭化的轮辋及轮毂碎片,并幸运地在一件轮辋碎片上发现了一小块红色的皮质“轮胎”,以及用于将“轮胎”固定在轮辋上的4枚长8～17厘米的骨质销钉(图一一)。由出土遗物及墓葬形制判断,该墓属于彼特罗夫卡文化,唯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其年代在公元前2150～1300年[29]。 萨坦马车的“轮胎”与戈努尔杰别车辆轮牙的作用一样,均是为了保护木质轮辋,并减小车轮与地面之间的摩擦力,且二者均以销钉将轮牙或“轮胎”与轮辋固定,技术原理几乎完全相同,唯前者以草原盛产的皮、骨材质代替了后者彰显文明古国王室身份的青铜。这种技术上的一脉相承,显然是通过文化交往得来的。虽然这是欧亚草原上目前发现唯一的“轮胎”实例,但需要指出的是,萨坦马车的皮“轮胎”因墓葬早期被焚而得以保存,故不难想象,此种“轮胎”在其他的草原葬车墓中亦有可能存在,甚至是普遍存在[30]。如此,从草原文化的角度看,周原青铜轮牙与戈努尔杰别青铜轮牙之间的基因联系就不难理解了。 (二)草原与东亚的联系:双轮轻便马车的东传 殷墟二期前后,马和马车在中原突然开始大量出现,这使得绝大多数的考古学家相信,中国的马车并非源于本土,而是来自西部[31],但究竟来自西部的何方,意见颇有分歧[32]。近年来,随着欧亚草原和中国北方(包括新疆)地区考古新发现的涌现, 以及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根据在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大量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因素,非常明确地将中国马车的来源地指向欧亚草原地带[33],然而他们所能提供的关于马车的直接证据却并不充分[34]。在这种情况下,对伴随中国马车同时出现,且互见于中国及其他地区的车马器进行考察,就成了解决中国马车起源问题的另一个有效方案。参照现有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35],我们认为在旧大陆范围内,满足以上条件的可资对比的车马器材料是与镳相关的御马器。 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表明,中国最早的马车见于殷墟,最早的马镳亦见于殷墟,而且殷墟所出几乎均为方形镳[36],发现于妇好墓[37],小屯M20、M40、M202[38],59孝民屯[39],72孝民屯[40],殷墟西区M216、M217[41]、M1613[42],郭家庄M51、M58、M146～148[43],梅园庄M1[44]、M40、M41[45],大司空M76、M226、M231[46]等,其年代在殷墟二至四期(图一二)。殷商以后,形制大体相同的方形马镳亦见于其他数处遗址,其年代一直延续到西周中期[47]。 与方形镳共出的还有一种钉齿器,如梅园庄M41,大司空M76、M226,前掌大M40、M41[48]方形镳在出土时,内侧均贴合有钉齿器,钉齿朝向马嘴,用以控御烈马。值得注意的是,梅园庄、大司空、前掌大出土钉齿器的轮廓与镳相同,均为方形,这说明方形钉齿器专门与方形马镳配合使用(图一三,1～6、8)。除此之外,郭庄M6[49]出土了4件方形镳与钉齿器合体的钉齿镳,亦可证明方形钉齿器与方形马镳之间的密切联系(图一三,7)。目前已经公布的殷墟发现的方形钉齿器(包括方形钉齿镳)已有20余件(出自梅园庄、大司空、郭庄等),其年代在殷墟二至四期,这不仅是已知中国最早的方形钉齿器,亦是殷墟仅见的钉齿器。与方形镳一样,殷商以后,形制大体相同的方形钉齿器亦见于其他数处遗址,其年代一直延续到西周中期[50]。 可与殷墟马镳相对比的材料来自欧亚草原地带。根据切秋什科夫2013年的统计,欧亚草原上目前已知的青铜时代马镳已达260余件[51]。其中,辛塔什塔文化诸遗址中出土者年代最早,形制也最为原始。辛塔什塔文化马镳均为角质钉齿镳,可分为圆形、半圆形、方形三种。这三种钉齿镳在辛塔什塔文化之后的彼特罗夫卡文化、阿拉库文化及木椁墓文化(Cрубная культура)中继续使用,但形制有所发展。以方形钉齿镳为例,为了降低制作的难度和生产的成本,在彼特罗夫卡文化时开始以劈裂的动物长骨制作方形钉齿镳,相应地,钉齿镳的高度有所增加,并且钉齿由辛塔什塔文化大致等距的四齿演变为纵向排列的多齿(图一四,1～10;图一五)。到阿拉库文化[52]和木椁墓文化时,方形钉齿镳变得更加瘦高(图一四, 1 1 ～ 2 0 ; 见图一五)。 从整体上看, 殷墟发现的大部分方形马镳(包括方形钉齿器、方形钉齿镳) 与彼特罗夫卡文化、阿拉库文化和木椁墓文化的方形钉齿镳均较为相似,这不仅表现在镳体中部、顶部穿孔的位置上,还表现在钉齿的排列方式上;殷墟方形马镳的管状孔及钉齿分两排分布, 显然是在模仿动物长骨的两侧壁( 见图一二; 图一三; 图一四,6～20)。从细节上看, 殷墟发现的大部分方形马镳轮廓近正方形,与彼特罗夫卡文化最为相似, 但前者侧面常见的环鼻不见于后者(见图一二,1、4～12;图一四,6～10),而阿拉库文化和木椁墓文化的方形钉齿镳,单侧壁上开始出现的圆形穿孔(见图一四,11、12、16～20),显然具有殷墟方形镳侧面环鼻的功能(图一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侯家庄西北冈M1136-1137出土的“加长版”方形镳[53](图一六,5),轮廓虽与殷墟发现的大部分方形马镳不同,但却与阿拉库文化和木椁墓文化所出更加瘦高者相似,其若非殷墟首创,则很有可能是源自草原地带。由此我们认为,殷墟方形马镳的原型是欧亚草原地带的方形钉齿镳;欧亚草原方形钉齿镳的东传,应该在辛塔什塔文化和彼特罗夫卡文化之后,大致在阿拉库文化和木椁墓文化阶段[54]。进而我们认为,殷墟的方形马镳有可能是来自阿拉库文化和木椁墓文化分布的欧亚草原西部地区。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缺少相应的考古发现,我们目前尚不了解同属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分布在阿拉库文化以东,年代与其大体同时且与东亚关系更为密切的费得罗沃文化(Федоровскаякультура)的钉齿镳的情况,因此也不能排除殷墟的方形马镳来自于费得罗沃文化分布的欧亚草原中部地区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殷墟的方形马镳是伴随着马车一起出现的,因此殷墟的马车应与方形马镳一样,来自于欧亚草原地带;并且,欧亚草原马车东传的时间,亦应与方形马镳一样,大致在阿拉库文化和木椁墓文化阶段。殷商之后,西周马车基本延续了相同的车制[55],不仅如此,与殷墟几乎完全相同的方形镳、钉齿器亦见于西周遗址[56]。由此看来,周原青铜轮牙马车很有可能是继承了殷商的传统,从而间接地与萨坦墓地出土的彼特罗夫卡文化马车有关[57]。至于殷墟类似的考古发现,则是值得预期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