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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晚清思想史上，郭嵩焘是最初主动了解西洋文化、向国人引介西方古典学知识的士大夫之一。其出洋日记除记录公务交往、政治观察、访问参观，写下了自己对古代埃及、希腊和罗马的零星见闻。这些零星见闻通过描述古埃及文字、古希腊先哲以及古罗马建筑，为国人开启了一个文化深厚、政教修明的“异域空间”，并且最终成为消解中国士大夫自傲心理的精神溶剂。对于郭嵩焘本人来说，目睹古埃及、希腊、罗马遗迹以及欧洲现实，不仅使他摆脱“西学中源说”，认识到西学源于希腊、罗马，而且转而认为中国教化自汉代以来已经式微，“欧洲各国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郭嵩焘的思想转向预示着中国士大夫开启了痛苦的政教乃至精神反思。 关键词：西方古典学；晚清士大夫；郭嵩焘 西方古典学是研究古代地中海世界的一门学问，对于理解欧美政教之源头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因此，晚清国门开放以后，来华传教士积极向中国引介西方古典学知识，以图唤起中国人对西洋政教的重视，进而皈依基督教。他们的引介确实为中文世界增添了丰富的异域文化元素，同时也引起了中国士大夫的浓厚兴趣，但是由于其引介始终隐含着传教目的，又极易激发中国士大夫的心理反感。不过，这只是晚清中西思想交流的一个面向，实际上在此之外，还存在中国士大夫主动接触和传播西洋古典知识的另一个面向，郭嵩焘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进士,官至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1876年，受清政府派遣远赴英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出洋以前，郭嵩焘与西人政学两界多有来往，对西洋社会现实和历史具有一定了解；驻英期间，郭嵩焘积极与西洋政学两界交往，留心记录包括古代埃及、希腊和罗马在内的各种西洋文化知识，率先为国人描绘了一个文化深厚、政教修明的异域空间。本文以《郭嵩焘日记》为中心，梳理了郭嵩焘对西方古典学的了解和引介，并在结尾分析了这种西方古典学知识对晚清士大夫思想的影响。[1] 一、古埃及知识 郭嵩焘长期跟随曾国藩办理洋务，对西人西学早有了解。在京期间，他经常面见英国、美国公使以及税务司赫德，听他们谈论西洋事情。比如，光绪二年二月十四日，他曾与英国翻译梅辉立、法翻译师克勒及总税务司赫德会谈，并收到丁韪良赠送的《星轺指掌》，这是同文馆师生翻译的一部国际法著作。[2]光绪二年五月十六日，又收到友人赠送的《格物探源》。此书为英国来华传教士韦廉臣所著，郭嵩焘略览之后，感慨说“程子以物无不格为义，初不意有今日洋人之格物，乃适与此义合也”。[3]就此来看，当时的郭嵩焘对西学了解尚较肤浅，仍不自觉地以西学比附中学。 不过，随着与西人交往日深，郭嵩焘对西洋的了解突飞猛进，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能够指出西洋优势所在。他在出使英国前夕，向恭亲王奕?大谈西洋政治，认为究西洋各国富强之根源，不外乎穷地力、极人工和通民气。而且，还强调西洋各国与中国上古三代相近，皆注重疏通民气、与民同利，因而能够享有长久之道，中国只要尽力仿行，完全可以重回上古三代。[4]在这里，郭嵩焘超越器物层面，将西洋富强溯源于经济和政治，眼光显然较一般士大夫敏锐，但是似乎仍未跳出“西学中源”论的窠臼，认为西洋不过是中国回归上古三代的一个跳板而已。 光绪二年十月，郭嵩焘率团出使英国。路过埃及时，他与使团成员登岸参观了古代遗迹。这是他与“古埃及”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下属刘云生和翻译马格里浏览时，购得所谓“挨及古迹图”，其中包括两幅“克里阿卑得拿尼得尔石柱图”(Cleopatra’ Needle，即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石柱)。郭嵩焘当即命人抄录柱上碑文，留作纪念。他认为碑文“绝类钟鼎文及古篆籀”，从而联想到中西古文字存在相通的可能性：“乃知文字之始，不越象形、会意。麦西始制文字与中国正同。”[5]此次游览埃及和观赏埃及古迹图，成为郭嵩焘接触和热衷西方古典学的开始。在此后日记中，他不断记录古埃及遗迹相关的讨论和理解。 抵英后两月，郭嵩焘在英人陪同下游览大不列颠博物馆。在馆中，他看到了古埃及、希腊、罗马石刻和石棺，以及其他金石竹木、鸟兽虫鱼。其中，特别提到埃及木乃伊和庞培古城：“挨及掘得古石棺十余具，中有尸骨完具者，皆用冒韬而袭之，头足俱可辨，盖岁久，练帛与骸骨相为黏合，略具人形而已。”“又意大里掘得古城一座，由数千年前地陷所致，其中器具尚多完备，有玻璃镜十余方，模糊斑驳，而人物形质如生，较之挨及石刻，绝有往古近今之别，知此城失陷在周秦以后也。”[6]郭嵩焘没有记下自己的观感，但是能够近距离感受古埃及和古罗马文明，想必应会增加其对西方古典文明的理解和敬重，减少中国士大夫对“蛮夷”的轻视和不屑。 郭嵩焘在英期间兴趣广泛，不但与各国使节经常往来，而且多次参加欧洲学者的集会。他在集会中认识了德国博物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 ）、英国收藏家萨缪尔·伯尔治（Samuel Birch），以及不确定身份的色勒布斯等。 施里曼为德国人，喜好古代考古，长期寓居希腊，1871年主持发掘特洛伊城，1876年主持发掘迈锡尼文明，1884年发现梯林斯遗址，乃当时欧洲最负盛名的考古学家。光绪三年三月二十六日，郭嵩焘跟随威妥玛参加英国一年一度的学术基金大会，见到了施里曼，其当天日记记曰：“石利曼能通知金石之学，所得古碑碣，能辨知其为何代，久居英国，最有名次。”[7]四月二十七日，郭嵩焘又因缘际会见到施里曼，回到寓所后记曰：“舍利门（施里曼）为德国人，寓居希腊，好古，所得希腊、俄罗斯金石甚多，其夫人亦有才学。初甚贫窭，贩鱼为生，而性嗜古，搜求甚富，每掘地得古器具及希腊古文，遂以显名，致富巨万。游历英国，英国人甚崇尚之。”[8] 郭嵩焘没有记录自己是否与施里曼交谈，但是从其日记侧重介绍施里曼来看，施里曼应该是集会的焦点人物，可能在会议上介绍过自己的研究心得，否则郭嵩焘不会两次都提到他。半年以后，郭嵩焘回访友人时，再次提到了施里曼：“舍利曼以意大里人，往来希腊、挨及，掘土搜求古碑，所得数百种，亦云希腊古碑多近中国文字。”[9]这一记载与前文存在两处差异，一是施里曼为意大利人，而非德国人；二是施里曼亦云希腊古碑多近中国文字，与郭嵩焘自己的判断甚相符合。 光绪四年初，郭嵩焘在集会中认识了萨缪尔·伯尔治（Samuel Birch），其日记称“百尔治，博通挨及之学”。[10]很可能是借助伯尔治，郭嵩焘了解到了“克里倭裨得拉”(Cleopatra，克娄巴特拉)石柱的来历、碑文内容以及被运往英国的曲折历程。郭嵩焘在日记中曰：“挨及女主也，罗马兼并数国，其大将安多尼征埃及，取之，与克里倭裨得拉有私。已而安多尼病卒，克里倭裨得拉引毒虫自杀以殉之。”[11]此前阅览埃及古迹图时，郭嵩焘认为克娄巴特拉是“贤后”，现在经过与伯尔治交流，才意识到并非完全如此，说明其对古埃及历史的认识增进了一步。 郭嵩焘在与伯奇交往过程中，还听说了埃及学创建者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及古埃及学家“山波里安”（Jean-Fran?ois Champollion，今译让-弗朗索瓦·商博良）。从1822年至1824年，商博良通过研究埃及罗塞塔石碑，破解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结构，编制出完整埃及文字符号与希腊字母对照表，因而成为埃及学的开山鼻祖。郭嵩焘记述了商博良破解古埃及文字的经过：“挨及古文极类中国篆籀，西洋数千年无识之者。……近数十年罗尔塞德斯多姆有掘得古石碑者，一面希腊文，一面为虫、鸟、方斜之形，西洋以为古画也。法国人山波里安以希腊文推测之，凡一二字同者，二面文皆合，因而辨知为挨及古文；得此石柱及挨及各古碑，审其同异，辨其文义，相遇接踵而衍演之，以成《挨及字典》一书。”[12]这恐怕是国人最早介绍商博良破解古埃及文字的记载。同时，郭嵩焘日记还提到，英国埃及学家戈谛生认为古埃及文字与中国古篆类同，因而远赴中国考求源流。 驻英日久，郭嵩焘对古埃及的见闻益增，但是就其日记来看，他始终没有改变“中埃文字相通论”。光绪四年六月，郭嵩焘与色勒布斯等人座谈，色勒布斯称其久居埃及，“近得古碑，有在万年前者，而中国可纪不过六千年，故疑挨及学问尚先于中国。”郭嵩焘听后颇不以为然，反驳说埃及古碑文字与中国三千年钟鼎文相近，石刻人物与中国两千年刻像相近，但是古埃及之年无可推，而中国之年犹可推；而且，中国远古“由帝喾上推至颛顼、皇帝，又上推至神农”，但是俱不能纪其年号，“想亦距万年不远”。[13]总之，郭嵩焘坚持认为中国文字起源不输于埃及，且两国古文字必定存在相通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