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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文化是指同一空间区域内的社会群体受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影响而形成的具有共同内容和特殊特征的文化系统。《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都明确提出不同的地理环境铸就了不同特征鲜明的民族风尚和民族性格，从而形成不同的地缘文化。18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认为：“自然地理条件对于一个民族的道德、风尚、法律性质和政体的建立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白洋淀地区地处河北平原中部，古黄河“尾闾”、九河“下梢”，水陆兼具、交通南北、物产丰富、区位特殊，在中国早期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地产生了诸多对于中华文明进程起到重要促进作用的开创性人物，他们构成了先秦时期白洋淀地区的独特地缘人文群体。这种地缘人文群体文化，依托本土氤氲风俗，化民尚德，积淀成为白洋淀地区社会传统文化的重要底色。 一、先秦时期白洋淀地区地缘人文群体形成的条件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育一方文化，先秦时期白洋淀地区人文群体的形成与白洋淀周边优越的地理环境、便利的人文交流通道和中原核心文明的影响密不可分，三者兼而有之的地缘特性是助推白洋淀地区地缘人文群体产生的必要条件。 1. 自然环境优越 白洋淀位于太行山东麓永定河冲积扇与滹沱河冲积扇相夹峙的地区，东临沧县隆起，西抵太行山隆起，其主体部分位于安新县境内，四周与容城、雄县、任丘和高阳衔接。该区域地势低洼，河流多汇聚于此，据史料记载有九条河流汇聚于此，故该地也有位于九河“下梢”之说。古代黄河泛滥频仍，曾经注入白洋淀，再流经天津地区入海，古白洋淀地区又有位于古黄河“尾闾”的说法。 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较为落后，采集、狩猎、渔业、农耕相结合的多样化生产模式是先民得以生存的必须手段。到全新世中晚期，整个白洋淀地区由于雨量充沛，水源丰富，气候温暖，全境有着良好的天然植被，动物资源亦十分丰富。白洋淀周边地区多为洪积冲积平原，河流当中夹带丰厚的腐植质，腐殖质随河水在流域范围内沉淀，使得该地区大部分土地比较肥沃，易开垦出膏腴良田。后世文献记载，在涿州、固安、高碑店一带古有“督亢泽”之称。基于这样的地理条件，白洋淀地区自原始社会以来就是中华先民聚集、生产生活、繁衍生息的重要区域。 2. 文化交流交往的重要通道 在史前时期，中华各区域文明如满天星斗，相映生辉。白洋淀地区地处华北平原中部，北枕燕山，西依太行，南接黄河，东望大海，水陆兼具，是交通南北，沟通东西的重要通道。通过现代考古手段，我们发现北方的红山文化、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都在雄安新区境内及周边区域范围内留下了相应的考古学证据。在史前文化传播交流过程中，雄安新区及周边地区起到了重要的沟通作用。 在近代文明以前，水路交通一直占据有重要地位。白洋淀位于古黄河“尾闾”，及至黄河南迁以后，仍为九河“下梢”，其交通通衢之重要地位在先秦时期自然不言而喻。河流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同时也为人类文明交流和融合提供了交通载体，不同的文化形态可以沿着河流进行传递交流。王巍先生曾经指出“中华大地各个区域之间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就发生了交流。”[2]，这种交流表现为物质、文化乃至精神层面的全方位交流。中国北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旱作农业发明以后，进行了西向南向的传播，在白洋淀周边的南庄头遗址发现了大量的小米淀粉成分就是这种文化交流的明证。 3. 中原文明社会的核心统治区域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特别是夏商周时期，中国社会完成了完全意义上向广域文明社会的迈进，以中原为核心的文明社会形态日益稳定，“王畿—方国”的统治模式日益成熟。现代考古学明确表明，龙山文化的势力范围已达豫北冀南的广泛区域，白洋淀地区应在龙山文化的稳定辐射范围之内。 殷商时期，随着“王畿”势力的加强，商王的直接统治范围呈现出扩大态势，在建国之初就树立了牢固的国家政治疆域概念，并有了“体国经野”的国土意识。《诗·商颂·玄鸟》云：“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就是商王征伐“四方”、开疆拓土的真实写照。此时，白洋淀所在的冀州区域为中原国家的重要统治区域，为九州之首，《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王祖乙曾迁都于邢，即今天的河北省邢台市地区，凸显了冀州的重要地位。在这种态势下，古白洋淀及其周边地区是商王“王畿”势力稳定的辐射范围是可以确定的。通过甲骨文有关的记载并结合后世的文献资料及考古发掘资料，我们可以发现在古白洋淀周围存在着龙方、猷、沚伯、午方、莫等诸多方国，他们成为拱卫殷商“王畿”势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换言之，先秦时期白洋淀地区是中原文明社会的核心统治区域。[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