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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之争最终标志了人类学向自反性和后现代主义的转向，由此，文化呈现本身及其方法和实践的概念都得到了重新思考。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过去的电影拍摄对象逐渐获得了使用传媒技术的渠道，并能够形成自己的影像呈现方式，他们为了自己的需求运用媒体，去回应(殖民主义的)强权叙事，重申自己的文化认同。推动了对知识与记忆的影响和政府行为，音像媒体就能为构建认同感和延续感提供一种社会、文化、政治工具。人类学电影制片人支持音像媒体在这方面的努力，并提供给他们获取技术与知识的渠道。 尽管主体创作电影，被证明是一种有益的手段，它促进了权利的赋予、文化实践的复兴和认同感的维护，然而具体来说，本土的媒体人士被指责推动了本土文化的变革，成为西方主导的视觉项目的幼稚代理人。在学术讨论聚焦于媒体运用的优缺点时，全世界的本土社区、少数民族和被剥夺权利的群体已经欣然接受了这种新的可能性，从而在文化的政治体系里为自己发声、展示自己，自觉找到定位。他们欢迎这一机遇，这能让他们掌控自己文化的视觉呈现；影像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和多层次，为不同类型的甚至是对立的社会现实阐释创造了空间。 我们可以做如下归纳，民族志电影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偏离了客观和客观化的尝试，逐渐变得具有主观性和自反性。它从现实主义的范式开始发展，在这一范式中，电影被概念化为数据，其载体是观察式电影，然后它逐渐发展为以建构主义为范式的参与式电影(32)。同时，早期(本土/少数民族/被剥夺权力者)的电影拍摄对象创造了一种新的影像呈现门类，被称为“主体创作电影(Subject-generated cinema)”或“本土媒体(Indigenous media)”。 我提议，在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音像呈现时，扩大社区参与的概念，将其范围延伸到身份认同、文档编制、宣传推广、影响提升和学术研究的领域，从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使文化呈现的实践变得大众化。在这种语境中的民主化特指参与，包括社区与其他电影工作者之间持久而广泛的对话，以及参与前期制作、中后期制作的过程和使用电影成品的权利。 第一部分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通过当地社区、群体和个人的认同来展现自身的。如果我们想要认识、(再)阐述和(再)生产一种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并了解其所有的表现形式，那么文化的语境化及其意义同样需要在音像呈现中得到处理。实施措施的制定要考虑到这个要求，即便其范围和规模仍有待商榷。如2003年公约中的表述，社区参与的基本目标是了解遗产的文化环境和保护措施，特别要关注社区的需求。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非遗实践社区成员与其他参与遗产保护者之间要进行密切对话。就这一点而言，参与式电影的方法论看上去很有前途，并且它也在视觉人类学的学科范畴内不断发展。而且，2003年的公约为承认社区参与建构了良好的基础，公约认为，所有的保护措施都需要与本土的社区共同制定和应用。社区参与仍然显得很有限，特别是当下音像呈现的实践。我们需要再次强调通过社会主体掌控文化呈现方式的重要性，以获得力量、创造意义。社区参与可以被用来有效地加强共识和认同感，而且能够创造性地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呈现。 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认为是很大程度上基于过程的范畴，它有着不断发展和演变的特征，因此它本质上是可以反复协商的。知识和意义同样能够通过现代科技进行调和。因此，为了与时俱进，多样化信息的输入必须持续进行，而这些过程中的社区参与也是至关重要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如2003年公约定义的那样，是被实践群体广泛认知的，他们不仅仅是参与者，也是核心主体。社区、群体和个人需要参与音像呈现的创作，从而参与与他们遗产相关的意义和知识的创作，并在同质文化和跨文化的层面上进行传播。然而，我们不得不同样认识到这一点，社区、群体和个人参与文化呈现的实践，所产出的呈现形式具有类似的含义和影响。他们在道德的层面上不一定做得更好，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呈现和阐释存在着很多对立和竞争，这些就在团体内部传播着。但是，他们在合作或自创项目中的参与，以及对特定群体中限制内部知识获取渠道的习俗的尊重，将加强文化呈现的多样性。这必然有助于完成促使边缘在中心获取位置的任务，并使边缘化的群体参与其自己历史的创造。它将促进多样性、多重声音、多重视觉和多元化，促成多重目标下音像呈现的多种应用，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研究、优化和推广。 接下来，概括一下民族志电影的历史和知识生产的方法论手段。我认为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我们不应退回到视觉人类学初期怀旧的实践与方法，而应该参与那些能够促进尊重、对话和消弭僵化的“本我”与“他者”框架的实践。作为意义建构的过程，遗产呈现必须民主化。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通过呈现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再现人往往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文化呈现如同反射屏一样参与知识的生产，将建构起危如累卵的文化遗产。在这种情况下，哪种文化呈现被认为是正当的、应该保存的，哪种是应该被摒弃的、被支配或者被忽略的，这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这一选择过程裹挟着滋长文化霸权而非提升文化多样性的风险。在这一过程中，其他的意义和属性不可避免地被泯灭。由于选择的结果将影响文化表达和实践，也将对其所赋予的意义产生巨大影响，因此，选择必须面向所有参与其中的对象，以对话的方式进行协商。同样的，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谁有权利与合法性来做出选择的决定。 [译者简介]张弼衎，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馆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