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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西方学界曾流行一种论调，认为马克思创作于其晚年最后时期的“人类学笔记”表明了他思想倾向的一个重大变化：放弃历史唯物主义原有立场和《资本论》创作，转向实证科学性质的“人类学研究”，并试图探求一种更为科学的人类史观。我国某些学者附和西方学者的论调，同样认为笔记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原有立场的“修正”和“超越”，《资本论》及经济学研究在晚年马克思的学术活动中已“边缘化”或退居次要地位。上述论调不符合晚年马克思学术活动的真实情况。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唯物史观仍是晚年马克思最基本的学术立场，《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研究仍在晚年马克思学术活动的基本框架内，他从未放弃《资本论》创作及经济学研究。澄清这些事实，有助于还原马克思思想史的真相，深刻认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连贯性，驳斥西方学者炮制的“两个马克思”对立的神话。 关 键 词：“人类学笔记”/唯物史观/《资本论》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年马克思五个重要笔记新探讨”[项目编号：11CZX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林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与国际传播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的关系，是西方学界在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上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核心问题之一。在此问题上，西方学界曾流行所谓“‘人类学笔记’是对马克思先前创立的唯物史观及《资本论》经济学研究的‘否定’和‘超越’”的论调。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创作于其晚年最后时期的“人类学笔记”表明了他晚年历史哲学思维的“重大变革”和“飞跃”，笔记中的新思想、笔记所体现的哲学思维方式与他先前创立的唯物史观观点是相互矛盾的，前者对后者而言，意味着一种根本的“超越”。①国内某些研究者持相似的看法，认为笔记相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而言，意味着重大的修正或超越。这种“修正”“超越”尤其表现在，晚年马克思在其笔记中充分注意到了“血缘亲属关系”在原始社会中的特殊重要作用，从而抛弃了传统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原理。有些西方学者还提出，马克思中晚年时期对经济学研究及《资本论》的兴趣逐渐衰退，最终放弃了《资本论》的创作，转向了“经验人类学研究”。一些国内学者附和上述论调，也认为马克思晚年因其对人类学研究的首要兴趣，将《资本论》经济学研究放在了次要或从属地位。事实上，所谓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与他先前创立的唯物史观之间的“根本对立”，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所谓“超越”，不过是某些西方学者及一部分附和西方论调的国内学者基于不准确的理解而炮制出来的“伪问题”“假问题”。要推翻这种流行论调，揭示其“谬误性”，必须紧紧地围绕和依据“人类学笔记”的文本，通过细致入微的文本学分析及相关的比较研究，来回应和驳斥西方关于“人类学笔记”及其与唯物史观之关系的流行见解。在本文中，笔者借助于自己多年从事(关于马克思笔记的)文本学研究及对笔记与唯物史观著作的比较研究，提出若干“证据”，以证伪所谓“笔记与唯物史观根本对立，前者是对后者的超越”的西方学界流行说法。此外，笔者还依据一些重要的事实或证据，对所谓“‘人类学笔记’表明马克思对《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研究的兴趣衰退”“晚年马克思放弃《资本论》创作及经济学研究”的说法予以正面回应和驳斥。在本文看来，澄清“人类学笔记”与唯物史观、《资本论》的真实关系，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从事这项学术工作，有助于还原马克思思想史的真相，深刻认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连贯性、一以贯之性，驳斥西方学界炮制的“两个马克思”(即“人类学笔记”所体现的“老年马克思”与《资本论》时期以“唯物史观”为思想特征的“中年马克思”)对立的神话。客观地说，“人类学笔记”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资本论》经济学研究之间，绝不是相互矛盾、格格不入的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有机统一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