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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如何看待血缘亲属关系与物质生产、经济因素的关系 为澄清“人类学笔记”与唯物史观的真实关系，驳斥学界的错误流行见解，很有必要回应和辨析某些国内学者提出的“晚年马克思在其‘人类学笔记’中充分注意到了‘血缘亲属关系’的特殊重要作用，从而抛弃了传统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原理”的说法。必须承认，这一说法带有相当的迷惑性和误导性，容易在读者中激起某种认同。不作必要的回应和说明，所谓“‘人类学笔记’与唯物史观对立说”就仍有其存在的“学术空间”(即学术上的“庇护所”)，笔者很难完全说服持不同意见者。 在对上述论调进行质疑前，笔者首先肯定这一说法的某种“合理性”。的确，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充分意识到：血缘亲属关系在原始社会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它是联结原始人的主要纽带，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不过，在他的理解中，“物质生产”“经济因素”与“血缘亲属关系”之间，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关系(如某些国内学者所误解的那样)，而是“紧密结合”“并行不悖”“有机统一”的关系。在晚年马克思那里，承认“血缘亲属关系”在原始社会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及它在社会关系、社会制度中的基础地位，并不意味着否定“物质生产是原始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因素在原始社会及其发展中起最终的决定作用”的事实。在他看来，二者并不矛盾。血缘亲属关系只影响和制约物质生产这种经济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并不取消或替代后者在原始社会发展中的根本作用、决定作用。“血缘亲属关系”涉及的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物质生产”涉及的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们之间非但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反而是紧密联系、有机结合的：原始社会的物质生产，主要表现为血缘亲属团体的共同劳动，参与共同生产的劳动者主要是彼此间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团体的成员。也就是说，在原始社会中，物质生产正是通过“血缘亲属关系”这一社会纽带来实现的。在笔者看来，绝不能仅凭“晚年马克思注意到血缘亲属关系在原始社会中的特殊重要性”，便仓促、轻率地得出他否定物质生产、经济因素在原始社会史中的“决定”作用的结论。如上所述，血缘亲属关系与物质生产、经济因素之间，并非什么“互相排斥”“相互矛盾”的关系，它们之间是能够兼容、有机统一的。关于“血缘亲属关系”与“物质生产”的关系，还需指出的是，虽然马克思承认前者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逻辑，但在他看来，它在原始人的社会制度中的基础地位，仍然受到“物质生产”的根本制约。血缘亲属关系之所以能成为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的基础，归根到底，是由原始社会“物质生产”的相对不发展决定的。它在原始社会中的基础地位被地域、财产关系所取代，最终也要归因于“物质生产”的相应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血缘亲属关系同样是被物质生产、经济因素所“制约”和“决定”的。 此外，为不少国内学者所诟病、责难的“经济决定论”⑨是否被“人类学笔记”及晚年马克思所赞同或支持？与国内不少论者不同，笔者提供的答案是肯定的。当然，笔者不赞同机械、抽象地理解马克思晚年的“经济决定论”，也不赞成脱离马克思的原意与语境，随意、机械地在探讨“原始社会及其发展史”时到处套用“经济决定论”。但是，必须指出，狭义的、特定语境下的“经济决定论”的确是晚年马克思及其“人类学笔记”的真实思想和立场。这里所说的“狭义的、特定语境下的‘经济决定论’”，就是指晚年马克思及其笔记所自觉坚持的“物质生产、经济因素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原始社会基本面貌及发展进程”的唯物史观核心立场。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就对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社会结构中的基础作用有了较为深刻、透彻的认识。他明确将物质生产的进步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肯定了人类社会基于物质生产的进步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基本规律、总体趋势。在其晚年时期，借助于摩尔根的科学资料，马克思清楚地发现，原始社会的发展也是符合上述基本规律的：物质生产的具体状况和发展水平，根本制约和决定了原始社会的基本面貌；物质生产的发展速度，影响甚至决定了原始社会的发展速度，早期原始社会之所以发展极其缓慢，归根到底是因为当时物质生产的发展极其缓慢，而晚期原始社会之所以呈现较快的发展速度，归根到底也是因为当时的物质生产发展较快；物质生产的进步，是原始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原始社会史就是人类社会由于物质生产的推动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飞跃的前进、上升过程；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导致原始社会由某一阶段向更高阶段飞跃的决定性、革命性力量；不仅原始社会前进、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物质生产的发展，原始社会解体、文明时代形成的根本动力，也来自物质生产的相应发展。上述系列论断是符合笔记及晚年马克思思想的原意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在笔记中明确提到摩尔根的一个核心论断：“人类进步的一切伟大时代，是跟生存资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⑩这个论调强调的便是经济因素、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包括原始社会史)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往学界有一种不准确的理解，认为在晚年马克思及晚年恩格斯的学术理解中，是“人自身的生产”(人类的自我繁衍)或“血缘亲属关系”而不是“物质生产”在原始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物质生产”对原始社会只起“次要”作用)，这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必须澄清的是，在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理解中，对原始社会及其发展而言，“人自身的生产”绝不是什么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或推动力量，就其自身而言，它受到物质生产的根本制约，其发展状况首先取决于后者的具体发展水平。在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前，原始社会人类的大规模繁衍，从而人口的大规模增加，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原始社会早期人口稀少，食人之风盛行，这恰恰说明了物质生产水平对人自身生产的直接制约作用。事实上，在原始社会中，正是在某一形式的物质生产活动(譬如畜牧活动、田野农业活动)得到较充分的发展的地区，人自身的生产、人口的繁衍才达到了繁荣的景况。马克思的笔记充分注意到，正是大面积的农耕活动，“第一次提供了无限量的食物”(11)，从而为人口的大量繁衍创造了决定性的前提条件：“在田野农业出现以前，地球上任何一个地区都很难发展到50万人一起生活并处在一个管理机关领导之下。如果有例外的话，那一定是平原上的畜牧生活的结果，或在特殊和例外的条件下用灌溉改善了园艺的结果。”(12)显然，只有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不是“人自身的生产”(当然也不是什么“血缘亲属关系”)，才称得上是决定原始社会基本面貌和发展水平，推动原始社会前进、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决定性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