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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学笔记”是对唯物史观原理的验证与运用：若干重要证据 笔者首先考察和辨析“人类学笔记”与唯物史观的关系，驳斥西方学界所谓“‘人类学笔记’是对唯物史观的修正与超越”的论调。在此，笔者提出两个强有力的证据，作为对西方学界流行见解的一种直接回应。 第一，马克思对摩尔根及其研究原始社会的名著《古代社会》予以了高度赞扬，而这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摩尔根的历史观在许多方面倾向于唯物史观的学术立场，他从事的人类学实证研究证实了唯物史观不少原理的“科学性”。众所周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序言》中谈到，“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②。很明显，马克思对人类学家摩尔根的高度欣赏和赞扬，绝不是无缘由、莫名其妙的欣赏和赞扬。这种“欣赏”“赞扬”，一方面固然是基于对其原始社会研究的“科学性”的认同，不过更重要、更直接的原因，是摩尔根对唯物史观原理强烈的“倾向性”、他与马克思的历史观在不少基本问题上的“不谋而合”“一致性”。事实上，马克思正是基于他与摩尔根在历史观不少重要问题上认识的“一致性”及这种“一致性”所导致的情感上的“亲近性”，来高度赞扬、欣赏摩尔根的学术研究的。这恰恰证明：先前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根本没有被马克思所抛弃或修正，唯物史观仍然是晚年马克思最基本的学术立场。此外，恩格斯在上述说明中清楚无误地提示读者，晚年马克思曾有一个重大的“哲学研究计划”(联系唯物史观观点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及其意义)，这成了他未能完成的“学术遗愿”，恩格斯则以马克思这一“遗愿”的“执行者”自居。③这同样有力地证明，晚年马克思并未放弃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他甚至还打算以唯物史观为基本依据和出发点，从哲学高度阐释摩尔根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揭示其“学术意义”，验证和发展唯物史观相关原理。 第二，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直接运用或表达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较之上述证据，这一“文本学证据”的“说服力”更加显著，是对西方流行论调的“科学性”的有力否定。笔者举出若干典型的例证。 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用物质原因来说明精神现象，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特征，堪称唯物史观思维方式的基石。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特征鲜明地体现于晚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中。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④中，针对柯瓦列夫斯基“用一种精神现象来解释另一种精神现象”⑤的做法，马克思鲜明地提出了批评，他在摘录柯氏原著的相关表述时，特意加了一个注释：“为什么意识在这里起着causa efficiens｛动因｝的作用，而不是随着氏族分为‘支系’而必然发生的实际的空间划分(这种“实际的空间划分”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性因素——引者注)起着这种作用呢？”⑥这里不难看出，马克思晚年究竟是基于什么立场，基于什么思维方式，来批评、质疑柯瓦列夫斯基的。显然，他是基于彻底的、高度自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基本立场，基于唯物史观的思维方式来批评柯氏的。在马克思看来，不能像柯瓦列夫斯基那样，停留在问题的表面，用一种精神现象来解释另一种精神现象，而应揭示和深究被柯氏视为原因的那种精神现象(即“氏族各支系血亲意识的削弱”)背后的、构成这种精神现象之深刻根源的物质性原因，这种物质性的原因、现象(即“随着氏族分为支系而必然发生的实际的空间划分”)才是氏族各支系、分支萌生“调整自己的财产关系，增强经济独立性”之愿望的“更深刻”、更具“本原性”的原因。根据上述文本学分析，想必读者已能充分理解和认可这一点：“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中的马克思，是一个自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唯物史观思维方式的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便已奠定的这一唯物史观最为基本的原理，在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并未消失或被“修正”。这一点毋庸置疑。 笔者再举一例。众所周知，强调经济因素对政治因素的“本原性”“决定性”，充分肯定国家等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经济因素的依赖性、依附性，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显著特征。关于这一点，恐怕没有哪位学者会提出异议。早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提出并论证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私有财产决定政治国家”的重要结论。⑦后来他始终坚持这一基调，强调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因素的依赖性、从属性，这成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众所周知的基本特征。那么，这个特征是否在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消失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在马克思晚年对英国人类学家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所作的读书笔记(系马克思晚年所作的5个“人类学笔记”之一)中，他就以一种鲜明的方式，再次声明了唯物史观的上述立场。他批判了梅恩夸大道德因素对政治国家之作用的唯心史观倾向，以笔记中罕有的大量笔墨，分析了国家的经济根源，针锋相对地指出：“国家的看来是至高无上的独立的存在本身，不过是表面的，所有各种形式的国家都是社会身上的赘瘤；正如它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出现一样，一当社会达到迄今尚未达到的阶段，它也会消失。先是个人摆脱最初并不是专制的桎梏(如傻瓜梅恩所理解的)，而是群体即原始共同体的给人带来满足和乐趣的纽带——从而是个人的片面发展。但是只要我们分析这种个性的内容即它的利益，它的真正性质就会显露出来。那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利益又是一定的社会集团共同特有的利益，即阶级利益等等，所以这种个人本身就是阶级的个人等等，而它们最终全都以经济条件为基础。这种条件是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它的前提。”⑧在这段引文中，晚年马克思宣布，“经济条件是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它的前提”，这无疑又一次强调了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对经济因素的依赖性、依附性，再次肯定了经济因素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和前提。试问：马克思这里所表达的见解，不正是他先前的唯物史观关于国家与经济因素、经济基础之关系的基本立场吗？至少我们可以完全自信地宣布，在政治国家与经济基础、经济因素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的立场始终如一，“人类学笔记”与他先前的唯物史观，二者在立场上并无“根本性”“原则性”的差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