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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认同：民族教育文化选择的前提和目的 文化选择是通过文化自然机制或借助人类改造手段使具有某种传承成分的文化个体得到优先存在或提前被淘汰的一种现象，是选择主体在变迁的前提场域下实施的一种决策及认同。它受文化的外在场域制约和影响，同时带有强烈的内在主观性特征。体现在民族教育领域，其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家宏观教育体制下所进行的教育选择，受教育政策的文化制约，其直接目的是通过学校选择、课程开设和教育教学达成教育目的，进而促进主流文化认同；二是选择主体在民族文化“濡化”及“涵化”的过程中对本民族文化内容的决策及认同，包括对本民族的文化特质，诸如语言、伦理、习俗、价值观等进行判断、继承和认同，也包括文化接触过程中对异质文化元素进行撷取与选择等，其本质职能是促进族群认同和选择主体的文化认同。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学校教育文化选择的主要形式，同时也是选择主体进行文化认同的基本方式。因此，在教育变迁的具体过程中，对文化元素或特质的具体认同，既是文化选择的基本前提，同时也表现为文化选择的最终目的。在这里，学校提供空间，认同促使选择，选择又达成了进一步的文化认同。 (三)文化多样与知识多维：民族教育文化选择的基本生态 客观来讲，在民族地区，随着全球化、现代化进程及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生计变迁、定居转型、旅游开发、族际交流、城镇化建设与媒体信息的网络传播等社会现象都对当地的文化变迁和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从而使得其文化存在形态在整体上呈现出多样共存的现象，受此影响的学校教育课程内容也显现出知识多维的特征。在这样的教育文化生态中，如何以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功能促使教育合力的形成并达成教育目的也就显得至关重要。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判断教育对于社会是否具有积极意义主要基于三个方面：“一是教育主体的功能性质；二是文化服务于哪一社会阶层的需要；三是人类发展本身对文化的选择。”[4](P235)当三者方向一致时，教育的作用最大，文化发挥了最充分的功效，反之则不然。在学校场域之内，上述三者又是以具体的课程来体现的，这意味着学校课程的选择和设置对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有着基础性的意义。事实上，民族地区学校课程作为民族地区学生发展与今后生活的“先行组织者”和实行“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中介，学校中普适性知识的学习为其将来更好地适应并融入主流社会创造了前提和条件，但民族类知识的学习又是保持其民族身份和民族特征、维持其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这两大类知识构成了民族地区学校课程的基本素材。[5]因此，这种知识的多维与文化的多样已然成为民族教育文化选择的基本生态，它是民族教育变迁的主要前提条件，也是民族学校教育文化选择的主要场域。 总之，学校是民族教育的重要场所，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空间，同时也是不同社会群体实施文化选择并进行教育“博弈”的重要场域。学生对不同文化元素的选择及认同情况决定着教育目的的实现与否。在学校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如果说教育目的是我国民族教育文化选择的重要尺度，那么文化认同则是民族教育文化选择的基本过程和最终价值。因此，文化选择既是教育变迁场域下的文化行动与教育智慧，同时也是学校教育在一定时期对于主流文化和族群文化的决策及认同。基于此，针对拉卜楞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进行研究也就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拉卜楞地区学校教育中文化选择的实践体现 (一)教学模式的地域分野 从拉卜楞地区的学校教育实际情况来看，作为一种文化选择现象，其文化选择行为首先体现在由于主体教学语言选择不同而导致的教学模式的差异上。并且，教学模式与语言选择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藏族家庭和儿童在文化濡化中的决策差异。在夏河县中小学的教学模式与体系中，根据课程开设和主体语言的选择可以将其分为普通类学校和藏语类学校两大类。其中，藏语类学校教学模式又分为一类模式和二类模式。①一类模式是指主要采用藏语教材进行教学，用藏语直接授课，同时加授汉语文课(采用汉语教材)，即“藏加汉”的教学方式；二类模式则是以汉语为主授课，主要采用汉语教材，单科加授藏语文，即所谓“汉加藏”的教学方式。在拉卜楞地区，夏河中学、拉卜楞小学都属普通类学校，其教材选用和课程开设与汉族学校一般无二；而夏河县藏族中学、拉卜楞藏民小学、九甲中心小学等则是双语教学模式下，以藏语教学为主的藏语类学校。②但由于其生源及地理位置的差异，在学校教育文化决策上也各有不同，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由于教学模式的语言差异，拉卜楞地区的小升初基本都是对口升学。藏语类小学的毕业生直接升入夏河县藏族中学，普通类小学的学生则直接升入夏河中学继续就读。因此，夏河县藏族中学的生源遍布全县各个乡镇，而夏河中学作为普通类中学其生源大多集中在县城附近。由此可见，在拉卜楞地区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中，因教学模式不同而导致学生和家长在教育决策中形成的地域分野是其重要特征。在夏河中学调研时，一位教导处的老师这样告诉笔者：“学校初中主要生源是二小(拉卜楞小学)，有80％以上，还有达麦小学、麻连滩小学、黄茨滩小学，都是在大夏河沿岸、离县城较近的(普通类)学校。高中的生源基本上90％还是本校初中部毕业的学生，另外还有王格尔塘中学每年能招20多人，有时候10多人，多的时候不超过三四十人，所以我校现在招生生源较为单一，也较为贫乏，不像藏中(夏河县藏族中学)生源较为丰富，可以从全县招生。” 在原来的藏语类学校中，不论中学、小学均实行“双语教学”，一类模式与二类模式并存，这样可以针对不同背景和语言能力的学生实施不同的教学模式。但近年来，不论藏语类中学还是小学，基本以“一类模式”为主，“二类模式”已很少开设，尤其是县城的中小学已完全取消原来的“二类模式”。其根本原因是当地居民对学校教育主体语言的认知及选择差异。从开设历史来看，二类模式针对的主要群体是城镇藏族学生，他们具有一定汉语文基础，因此可以在汉语授课的基础上开设藏语文课程，这既能与外界教育接轨，又能发挥民族语言优势。然而，当下拉卜楞地区的牧民家庭与城镇居民以及拉镇附近的农民及依靠旅游经济的手工业居民之间在语言选择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具体而言，依靠传统放牧的牧民家庭对汉语的掌握较差，甚至完全不懂；但生活在县城及附近的乡镇居民，由于旅游开发和族际交流的持续深入，掌握汉语的人数比例较高，致使“二类模式”选择主体的群体规模及适用空间日益紧缩，汉语水平较高的家庭倾向于送孩子到普通类学校就读，来自牧区的家庭则倾向于在藏语文的基础上加设汉语文课程，即选择学校教育的“一类模式”。拉卜楞藏民小学的一位老师这样总结：“藏小曾经做过尝试，试图招收二类模式学生，结果当年一年级只招收了两个学生，效率太低。家长主要考虑考大学和就业问题，主要是考大学。在农牧区，以藏为主的有七八所学校，以汉为主的只有一两所学校，另外考虑到学生毕业后工作，在甘南地区如果不懂藏语很难做好工作，无法与牧民交流，所以这些年牧区家长和学生选择以藏为主(一类模式)的多。”但前些年依然有一少部分家庭在子女小学入学时选择了“二类模式”，这部分学生的处境就较为尴尬，不论继续就读普通类学校还是“一类模式”学校，其优势都不能充分体现。因此，夏河中学作为普通类中学，在2015年从初一和高一开始各加收一个“藏族班”，其实就是普通类教学加设藏语文课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二类模式”，③作为正常教学模式的补充。这实际上是民族教育文化选择的一种客观变迁，教学模式的发展折射出不同藏族家庭教育决策的选择差异。 (二)语言选择的场域差异 学校教育是一种制度化教育，有明确的目的性、组织性和制度性，但就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而言，又不同程度的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民族地区的语言选择是民族教育文化选择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受教育者在教育社会化过程中“教育个体”的养成有重要关联。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可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等，其核心表现为通过文化选择进一步促进文化认同。同样，学校教育作为个体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其语言的选择也必然对学生未来的文化认同和教育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如前所述，在拉卜楞地区，由于旅游开发和社会发展，家长在子女成长中的语言选择有着极强的地域和职业分野，这种选择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学生和家长的教育选择与文化决策的差异。这种情况固然与制度化教育文化再制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但与此同时，社会文化变迁背景下选择主体的文化认同和价值意愿亦不容忽视。根据儿童在不同文化场域中语言选择和使用的具体情况，可以将其做以下划分，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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