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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共生：新时代民族教育发展的必然走向 倡导包容共生，融洽民族情感，通过文化选择引领教育发展，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当前民族教育工作的重要主题。拉卜楞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与民族氛围的地区。由于文化多样和知识多维的基本生态，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也呈现出多元性特征。这些具体情况决定了我们在考虑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的同时必须关注它的多元文化问题。因此，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之下，在文化传播和族际交流进一步加深的基本前提之下，构建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核心的民族特色文化和多元文化共生空间，既是民族教育发展的必然走向，也是新时代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要求。在此意义上，文化共生将成为新时代民族教育发展的必然走向。 文化共生实际上是在社会共生论基础上对文化存在形态的一种情景描述。在社会共生论看来，人类文化的形成及其保持、发展应该处于一种文化共生的样态之中。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和旅游的进一步开发，文化共生视域下族群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交流及共存已成为拉卜楞藏族较为重要的一种文化体验。由于不同文化间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究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具有目的性的文化选择行为，那么，民族文化的传承及发展需在保障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发挥学校教育的社会化功能，进而合理汲取民族文化的优秀养分，将民族文化符号纳入到校园中去，在学校校本课程的建设、学生活动的组织、教学具体过程等方面合理吸收和应用。因此，如何在外来新文化与本土传统文化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并创设有利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内部环境就成为了学校教育文化选择的本质职能。具体而言，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转变和结合。 第一，在民族教育的变迁过程中，重视文化选择在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中的重要作用。如前所述，文化选择是民族教育文化变迁的重要机制，文化认同是民族教育文化选择的前提条件。通过文化认同可以促进文化选择，通过文化选择也可以进一步加强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这既是民族教育的基本任务，同时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核心。事实上，在对民族文化与民族教育关系的研究中，一个永恒的主题便是如何处理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由于文化传统与生活习俗等的不同，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二者之间的确会出现某种不和谐的状态，但是必须认识到，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主流文化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之间绝不是只有矛盾和冲突，还有协调与融合，理性的文化选择便是其主要途径。 第二，在文化选择的执行过程中，应实现从文化适应到文化超越的主动转变。美国文化人类学家L.A.怀特认为，文化是特定的动物有机体用来调适自身与外界环境的明确而具体的机制。而文化适应则具体反映了族群面对异质文化及环境变化的调适过程及其结果。由此可见，文化适应是文化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文化选择的自然结果。由于民族文化的生发有其自身特殊的土壤环境，文化变迁的机制及成因也复杂不一，不同文化间的接触与碰撞必然会打破民族文化传承所依赖的原始环境。在此现实中，文化选择、文化适应和文化认同共同构成了文化共生的意义空间，基于此，当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仅仅停留在文化适应的层面而没能通过认同实现超越，它势必是单向和缺少意义性的文化选择行为，也无助于文化共生空间的实践建构。在此意义上，从文化适应走向文化超越成为拉卜楞藏族学校教育在文化选择上基本的态度转变。而所谓文化超越意即文化创新，它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文化选择的最终理想，也是本民族文化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的根基所在。 第三，在学校教育文化选择的方向上，应体现出尊重本土文化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相互结合。本土性是民族文化的根，也是实现文化创新的源始所在。因文化选择要发挥促进民族认同的功能，所以任何单向的文化适应与强势的文化同化行为并不利于学生民族认同感的形成。在民族学校教育文化选择的实践过程中，文化同化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由于未能找寻出解决文化冲突的现实路径从而让位于多元文化主义。尤其是在文化共同体建构的时代背景下，仅仅固守本民族的文化相对于文化的多元化共存与发展而言显得很是不合时宜。而要使得文化选择真正发挥其对学生民族认同感养成的作用，形成一种立足本土、悦纳他者、创新本族文化的多元化文化选择模式并依此促进学生多元分层的民族认同结构的形成也就是今后拉卜楞藏族学校教育文化选择的主要方向。众多研究表明，具有宗教特色的藏族文化对藏族教育，尤其是国家的学校教育，有着很大的影响。藏族学者巴登尼玛曾主张藏族文化的内容应该贯穿到所有学校课程里，藏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应该一起整合在学校课程里进行传授，这样的教育内容才能使学生在中华民族情境下形成藏族认同感。[7]学校教育作为民族教育的重要阵地，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应充分体现主流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空间融合，达到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族群认同的有机统一。 第四，在学校教育文化选择的策略上，需加强国家和民族文化在社区与学校中的结构性体现。在一个文化多样性的社会中，任何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都担负着培育国家和社会所需人才、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和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重大使命。由于文化主体获得满足环境的需要所传授与习得知识的过程也是其文化认知图式的构建过程。为此，学校教育必须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作出与之相适应的文化选择，才能为推动乡村社会的良性发展打下坚实基础。[2]长期以来，在拉卜楞地区的学校与社区教育中，藏民族文化特色明显，但其国家和民族文化符号更多地被作为一种表层的文化标识而缺乏系统的结构性建设。比如在学校校园文化建设与校本课程开发的过程中，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符号的呈现都缺乏更加明确的系统性和结构性，同样，社区教育与学校教育也缺乏共同的认知共识。只有当国家和民族文化融入每一个人的心底并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时，它才能真正成为个人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才能有助于民族文化的创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培育。因此，加强国家和民族文化在社区与学校中的结构性体现对文化选择过程中的文化重构、民族认同及国家认同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1982年甘南藏族自治州召开改革开放后的首次“全州民族教育工作会”，初步确立并逐步实施“两个为主”的教学体系，即“一类模式”和“二类模式”。 ②拉卜楞镇目前共有中小学6所，4所在县城，分别是夏河县藏族中学、夏河县中学、拉卜楞藏民小学、拉卜楞小学；另有两所在下属行政村，分别是九甲中心小学(位于九甲行政村塘乃合自然村)和麻莲滩小学(村小，位于麻莲滩自然村)。 ③该校的“藏族班”开始于2015年，实际上是为了小学就学“二类模式”的一些学生，规模并不大，根据调研资料，原来该校初一招收了十几个学生，但来了8个人；高中招了20几个人，但只来了13人。 参考文献： [1]才让.神圣与世俗——拉卜楞地区的藏传佛教信仰现状研究[J].宗教与民族(第六辑)，2009，(8). [2]陈沛照.变迁与调适：苗族学校教育的文化选择[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3]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冯增俊.教育人类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5]张善鑫.民族教育：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的艰难博弈——来自课程研究文献的证据[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6]马翀炜.文化符号的建构与解读——关于哈尼族民俗旅游开发的人类学考察[J].民族研究，2006，(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