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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构与功效 天长市金集镇谕兴社区现存一通“龟驮碑”，是为纪念清廷要员王永吉而立。据《清史稿》卷二百三十八、《贰臣传》卷八记载，王永吉为明朝天启五年进士，官至蓟辽总督，清顺治二年降清，授大理寺卿，四年擢工部侍郎，十年擢兵部尚书，十二年授国史院大学士。清顺治九年，“黄水自邳、宿下至清河口，淮、泗之水聚于洪泽湖，二水交会，淮、泗弱势，不能敌黄，折而南趋四百余里，出瓜洲、仪真方能达江”。在百姓生命攸关时刻，王永吉请旨疏浚淮河，修整堤坝，终使淮水直抵高邮湖。淮水通畅后，百姓得以免灾，王永吉却因过度操劳而去世，被追封为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按一品例祭葬，并立“龟驮碑”于现今的天长市金集镇谕兴社区。天长一带民众称王永吉为“王天官”，并把他绘入“天官画”中，由此导致了“天官画”及“天官”信仰的一大变化。 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将现实中的人物视为“天官”并画入“天官画”的，王永吉是第一人。王永吉的进入，为“天官”队伍的扩编开了方便之门，当朝皇帝及其他朝廷要员等随即进入，丰富了“天官画”的表现题材。此后，城隍、冥王、灶君、土地神、五岳神、状元郎、送子娘娘、牛栏菩萨、招财使者乔有明、招宝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宝、利市仙官姚迩益等普通神仙，也纷纷进入画中成为“天官”。在《唐书》《封神榜》《三国演义》《八仙过海》等名作中百姓喜欢的人物，如周文王、雷震子、关羽、张飞等，也一一入画，成为信众的崇拜偶像。从“天官画”传承人所珍藏的有200多年历史的祖传图谱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天官画”题材多样，从天官、神仙、菩萨、鬼怪到人间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应有尽有。其中，绝大部分是画师根据民众的心理诉求，从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中挑选或虚构出的人物形象。 王永吉等清廷要员的进入，意味着凡民众喜欢的神仙或人物均可入画，并可根据需要成为“天官”或主角。人们期望发家致富，渴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睦，就有了财神、和合仙子的“天官”；人们祈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土地公公、圈神菩萨、渔翁钓鱼等便成为“天官”；人们希冀家族人人精明能干，崇尚忠义，“天官”又成了一群过海的神仙……这些“天官”有天界的，也有地界和人界的。文、武财神走进画中自不必说，都天(管消灾)、城隍(主管一城的神)、马王(管土地、牛马等家畜)、五岳神(分别负责在东、西、南、北、中消灾)以及文太师、接生娘娘、太乙真人、玉玺老人、三官七帝等等，也一并步入画中。“天官画”的功能日趋多义与泛化，日渐重构为地方民俗活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围绕“福”字形成的吉祥习俗。“天官赐福”中福的内涵拓展为生活中的所有吉祥指向，包括儿女双全、二老长寿、仕途得意、出行平安等具体事项。例如，夫妻久婚不孕，期望早生贵子，便去祈求“天官”送子。画师据其意愿，依据谱系，绘赠《送子观音》《麒麟送子》等赐子的“天官画”。有的画师绘制完毕，不仅慎重开光，还会虔诚念咒，有的求购者还燃放炮竹、焚香、膜拜，恭迎“送子天官”进入家室。如果祈子应验，该画便成为“显灵”之物，其他渴望得子添丁的人，便会更加虔诚地前来“盗取”，并庄重地悬于自家厅室，祈望“显灵”之事也在自家发生。这种祈求神灵赐福送子的心理，虽含有某种愚昧、迷妄的成分，却承载着老百姓对子孙后代繁衍兴旺的期愿，赋予世俗生活以文化的情趣。 二是围绕“财”字形成的功利习俗。在天长经商者的观念中，“天官”具有主商旅、开财运等神奇“法力”，因而以财神为主题的“天官画”在商旅界散布最为广泛。《聚宝财神》《进宝天官》《招财使者》《招宝天尊》《利市仙官》等画作被当成“财神”的化身，是行商与坐商之家祈富、求福的精神依托。每每铺面开张或出门经商之际，商人们都在合适之处悬置保佑发财致富的“天官画”，既是仪式性的喜庆之举，也是求财求富求吉利的心理需求。从商者对财富的渴望与追逐，强化了社会的经济价值观念，熏染出重视财富的文化心理。路头财神的诞辰是正月初五，许多商家都习惯在这一天虔诚地祭祀和供奉各路财神天官，祈求赐财降福。而在以各类财神为主题的“天官画”中，赵公明和关公的题材尤受器重。这是因为在道教中，手执三十六节铁鞭的赵公明为天官上神，是主管财源与财运的专职神灵，更能满足商人的功利性心理。武财神关公向以忠义著称，在“天官画”中衍生出多重含意，不仅可辨别邪正，还可像钟馗那样辟除邪恶。他那义薄云天、忠烈侠义的品格，不仅能传达出商人们广开财路的逐利意愿，还有保佑财富平安之意。尽管未必具有实效性，但已经作为一种信仰习俗，在一定的区域内被商人群体广泛接受。 三是围绕“灾”字形成的避害习俗。天长地处洪泽湖沿岸，淮河等水流在汛季往往因泄洪不畅造成严重水患。长期以来，人们寄希望于尧和王永吉那样的“天官”来护佑自己的生命安危，于是便出现了《消灾天官》《水上天官》等天官画。久而久之，消灾之类的“天官画”就成了祈求神灵驱恶避害、福佑民众的俗信之物。解放后，洪泽湖水患基本消除，信众禳除水患的心态随即转向水上劳作的安全需求。以捕鱼或航运为生计的人家，通常奉祀《水上天官》《龙王》等类型的“天官画”。这类绘画带有驱除水灾水患的心理暗示，意在祈求天官庇佑航运安全和捕捞丰收。山区和陆地的信众出于与旱灾和疾病抗争的心理需求，多奉祀《龙王》《药王》之类的画作。妈祖、钟馗、药王、龙王等在神界专司消灾，法力各异又神通广大，这类“天官”便成了信众们辟邪和禳灾的主要祈盼对象，而这类“天官画”则成为信众祈求平安康宁的共同信赖之物，构成了新的意象丰富的“天官画”消灾谱系。 四、结语 巫鸿在《礼仪中的美术》的序言中，对“礼仪美术”的特点作了详尽阐述，认为“礼仪美术”从属于各种礼仪场合和空间，基本系无名工匠所为，其所反映的是集体的文化意识而非个人的艺术想象。显然，天长“天官画”属于“礼仪美术”无疑。五斗米道创造“天官画”，正是为了构建宗教礼仪空间达到成仙、升天等目的，并非是艺术本体创造使然；清廷要员进入“天官画”，引发“天官”队伍及“天官”信仰的嬗变，使得“天官画”成为满足信众功利性心理需求的艺术形式；在地方社会的长期传承应用中，“天官画”重构为淳朴的民风民俗，对当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天官画”与“天官”信仰的形成与传播，是道教文化与皖苏边界地区原住族群文化不断交融的结果，是民众对传统神祇人物的文化重构，并成为地域社会的一种象征。对“天官画”与“天官”信仰精华与糟粕的合理扬弃，寻觅和发扬其中的有益成分，可为当今新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一种珍贵的传统资源。 （本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19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