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历史研究取得巨大进步，学者们对1998年前的研究已有较详细的综述。[1]本文则在时间上加以衔接，分别从总体概况、主要内容、基本特点以及新形势下对新疆历史研究的思考与前瞻等方面梳理1998年至2018年20年来中国学者对新疆历史的研究。 一、 研究概况 20年间，新疆历史研究出现了巨大变化，就规模和形式而言呈现出跨越式发展和较为繁荣的景象。这种繁荣表现在多种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诸如大量专著陆续出版，众多学术论文发表，多种历史资料整理，重大课题设置和遍及全国多种期刊发表新疆历史研究文章，其背后则意味着新疆历史研究人才的茁壮成长。 （一）历史研究著作 通过知网、读秀等主要学术网络媒介统计，20年来新疆历史研究著作达500多部，超过1949年至1997年的专著总量。这些著作除了研究专题性的专著外，涌现出为数相当多的通史性专著，内容广泛，涉及新疆历史方方面面，诸如马大正等《新疆史鉴》、[2]苗普生与田卫疆《新疆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齐清顺《1759—1949年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陈慧生与陈超《民国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许建英《近代英国和中国新疆（1840-1911）》（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2014年再版）与《民国时期英国与中国新疆(1912-1949)》（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朱培民《20世纪新疆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和《18世纪至20世纪初叶的新疆区域社会史考察》（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纳·巴生等《和硕特蒙古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田卫疆《高昌回鹘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殷晴《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十二世纪前新疆开发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蔡家艺《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版）、赵海霞《清代新疆民族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杨富学《回鹘摩尼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马小鹤《摩尼教与古代西域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彭无情《西域佛教演变史》（巴蜀书社2016年版）、韩中义《西域苏非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才吾加甫《新疆古代佛教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李进新《新疆宗教演变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华涛《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刘正寅和魏良弢《西域和卓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新疆地方史 1937-1966》（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陈跃《新疆农牧业历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等。 （二）学术论文 通过梳理新疆及内地10种学术期刊，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西域研究》、《新疆社会科学》、《新疆大学学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石河子大学学报》、《塔里木大学学报》、《喀什大学学报》[3]、《伊犁大学学报》[4]、《昌吉学院学报》[5]等，20年来发表的新疆历史研究文章就超过3000篇。如果借助知网和读秀网检索，检索到的数量更多，经过初步筛选，此期新疆历史研究文章约为4500篇。此外，还有些辑刊、论文集等所收的新疆历史研究论文尚不包括在内。可以说20年来新疆历史研究成果呈现出井喷式增长。 （三）新疆历史档案与文献整理 20年来，新疆历史资料整理与出版也快速增长。通过梳理，此期新疆历史资料类图书约有41种，其主要内容可分三类，即档案类汇编、文献类整理或汇辑和外文档案编译。这41种主要资料集有的是多卷本甚至上百卷以上，共计约500多册。例如新疆档案局编《清代新疆档案选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有91册，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则多达283册，贺灵主编《中国新疆历史文化古籍文献资料译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共40册。可见，此期新疆历史研究在挖掘和整理新资料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实际上这本身也是新疆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硕士、博士论文 通过网上检索、特别是对国家图书馆检索，国内高校研究生院和社科院等研究机构的研究生院开展新疆历史研究专业日渐增多，中西部省区尤其明显。例如在内地省市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边史系、近代史系、历史系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的历史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石河子大学等高校历史系均有新疆历史方向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20年来，这些教育机构培养了相当数量的新疆历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学位论文数量亦颇为可观，初步统计约为437篇。 （五）重大课题设置 20年来新疆历史研究一直为国家所高度重视，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均给予大力支持，开展重大项目研究。例如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新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特别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承担（当时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开展以新疆历史为核心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资料整理。2005年新疆社科院开展“新疆通史”项目研究，得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规划办和国家社科规划办支持。该项目就新疆历史开展系统研究，以编撰新疆通史为研究核心，同时设立大量辅助研究项目和资料整理与翻译项目。随着这些重大课题的推进，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的新疆历史研究著作、资料专辑，培养了一批新疆历史研究人才，扩大了人们对新疆历史重要性的认知，大大推动了新疆历史研究的深入。 此外，中国香港、台湾等地，也有一些新疆历史研究的学者，例如台湾的刘学铫、吴启讷等即是其中的代表。 二、 主要内容 最近20年来,新疆历史研究内容丰富多彩，涵盖新疆政治、民族、历史地理、经济社会、宗教、文化及新疆与周边关系等历史的诸多方面。纵览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传统的领域得到加强和深化，新的领域得以拓展，新资料得到挖掘，跨学科方法运用趋于活跃。 （一）新疆政治史研究 新疆政治史研究历来是新疆历史研究的重点，大致包括历代中央王朝对新疆治理、古代新疆各地方政权以及新疆与内地关系研究等三个具体领域。这些方面的研究得到深化和加强，有多种重要著作探讨历代治疆制度、政策（后面还会专门论及）。除此之外，不少论文在历代中央治疆研究上也有新观点和新发现，值得重视。例如，关于汉代西域都护、西域都护府和戊己校尉的设置时间上，充分利用悬泉汉简开展研究，均获得新的突破，认为西域都护之号始于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西域都护府设置于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管理屯田事务的戊己校尉则设于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这些研究以殷晴《悬泉汉简与西域史事》、[6]刘国防《汉西域都护的始置及其年代》[7]和《西汉比胥鞬屯田与戊己校尉的设立》[8]为代表。 在汉代以后历代政治研究上，围绕着新疆治理、管辖等核心内容深入考察，取得较多新成果。樊保良《略述忽必烈对西北的经营》[9]和尚衍斌《试论元朝中央政府对畏兀儿地区的统治》[10]等文章，论述了蒙元时期新疆的军政建置以及中央政府对新疆的各项政策等。刘国防《明朝的备边政策》[11]较全面地论述了明朝初期对西域的统治，分析了设置哈密卫的原因，推动了对明代新疆历史的研究。清代新疆治理研究较丰富，例如佟克力《伊犁驻防八旗始末》[12]与《清代伊犁驻防索伦营始末》、[13]吴元丰《清代乌鲁木齐满营述论》[14]等文章，论述了驻防新疆八旗军队的组建、内部结构、各项制度及其衰落过程；聂红萍《清代前期新疆州县以下继承制度演变》、[15]吴轶群《清代新疆道制建置沿革探析》[16]阐述了清代新疆的行政建置沿革；齐清顺《论清末新疆新政——新疆向近代化迈进的重要开端》[17]分析了清末新疆新政对新疆治理的积极作用。民国时期档案文献较多，政治研究较为广泛，既有对民国治疆政策、大吏的研究，也有对“三区革命”、“双泛”问题的探讨，例如黄建华《国民党的新疆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对国民党的治疆政策做了较深入的分析，是代表性成果。 历史上，新疆先后曾有过多个地方性政权，其要者有麴氏高昌王国、喀喇汗王朝、于阗王国、高昌回鹘汗国和叶尔羌汗国等。20年来，古代新疆地方政权研究得到深化，取得一系列成果。孟宪实《麴氏高昌追赠制度初探》[18]认为论官、论功、论贵（贵戚、贵族）、论亲是追赠制度遵循的四条原则，旨在维护社会等级。华涛《喀喇汗王朝祖先传说的历史解读》[19]认为喀喇汗王室希望通过草原祖先传说的历史失忆和新的祖先传说的虚构，重组王朝认同和凝聚力。田卫疆《高昌回鹘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较全面探讨了高昌回鹘汗国的王族血脉、社会结构、经济生活、文化变迁以及同中原王朝关系。乌兰《叶尔羌汗国灭亡时间补正》[20]利用蒙、藏文资料，确定叶尔羌汗国灭亡时间为猴年，即1680年。 新疆与内地关系史研究成果较多,既有系统的研究,也有各历史时期的探讨。这些研究充分表明,新疆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关系上丰富多样和紧密融合。苗普生《历史发展的必然——论新疆统一于祖国的历史进程》[21]以行政建置主轴，论述了2000多年来新疆统一于祖国的历史进程；陈慧生《汉代以前新疆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22]依据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认为汉代以前经济文化联系为西汉统一西域准备了客观条件。刘春雨《从悬泉汉简中的使者看西域与内地的关系》[23]根据西域使者多样性特点，认为汉朝在西域实施了成功的民族政策。 （二）新疆民族史研究 最近20年来，新疆民族史研究成果丰硕，其内容包括古代新疆地区民族族源、分布、特点、演变、活动以及相互关系，还有新疆现代各民族形成和文化特点与演变。此外，学者们注重研究新疆人口较少民族历史，取得不少重要成果。 新疆古代嚈哒、月氏、乌孙、高车和匈奴等民族一直受到关注，特别是不少学者利用传统文献研究，不断推出新成果，对其族源、历史活动等方面研究有新的观点。余太山《嚈哒史若干问题的再研究》[24]基于诸旧说之上提出嚈哒族源乙弗鲜卑说，并指出乙弗鲜卑源于高句骊。不过，钱伯泉《关于嚈哒族源的新探索》[25]则认为嚈哒族源是阿尔泰山周围的呼得和东部天山以北的车师后部。高荣《月氏、乌孙和匈奴在河西的活动》[26]认为沙井文化和骟马文化是月氏和乌孙在河西活动的遗存，汉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 老上单于击杀月氏王后,月氏迁往伊犁河流域。王欣《敦煌悬泉置遗址所出有关乌孙的几枚汉简考释》[27]利用悬泉置遗址所出汉简，论述了乌孙与汉朝的密切联系。 新疆现代民族史研究也非常受重视，近代以来各民族形成的历史、各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制度演变得到系统研究。关于现代维吾尔族形成研究，苗普生对维吾族的“源”与“流”的探讨值得重视，他在《塔里木盆地缘边地区的民族融合和维吾尔族的形成和发展》[28]一文中指出，要弄清楚维吾尔族“源”与“流”的区别，袁纥部落是形成维吾尔族的“源”，而其演变过程中同化、融合的其他民族成分或部族，则是“流”。王希隆《新疆哈密维吾尔族中的札萨克旗制》[29]论述了自康熙三十七年（1698）至民国十九年（1930）230余年间哈密维吾尔族中札萨克旗制的建立、变化和废除的过程，认为这种制度在哈密地区的实行，必然要受到维吾尔人固有的社会制度的影响。关于新疆哈萨克族形成研究上，学者们则对其从“外藩”到“内属”的历史演变过程，纳比坚·穆哈穆德汗《15世纪至18世纪中叶哈萨克与西蒙古准噶尔部关系初探》[30]梳理哈萨克与准噶尔部长期的征战历史，认为清朝统一新疆以后哈萨克与准噶尔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齐清顺《论近代中俄哈萨克跨境民族的形成》[31]论述了部分哈萨克从“外藩”成为“内属”的过程，认为沙俄吞并哈萨克草原以及侵占中国西北大片领土是其主要原因。李晓霞《试论哈萨克族的“还子”制度》[32]通过社会调查资料，论述了哈萨克族“还子”制度中的亲属称谓、相互关系、财产继承等有关问题。关于蒙古族历史研究方面，则偏重于蒙古族文化，诸如对卫拉特法典研究、藏传佛教与土尔扈特蒙古、察哈尔营卡伦等研究。成崇德、那仁朝克图《清代卫拉特蒙古及其〈蒙古——卫拉特法典〉研究》[33]系统研究了卫拉特法典，认为它在蒙古法制史上占有着重要地位。关于其他新疆少数民族研究，20年来新疆锡伯族、回族、柯尔克孜族等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其中阿斯卡尔·居努斯《西迁前后柯尔克孜族经济生活的变化》[34]，从畜牧业、农耕业、手工业、渔猎和林业生产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西迁后柯尔克孜族经济发展水平较之以前总体上落后了。 此外，余太山、王明哲、王炳华、杨铭、林干、段连勤、薛宗正、吴玉贵、杨圣敏等学者，对塞种、嚈哒、乌孙、匈奴、丁零、高车、铁勒、突厥、回纥、卫拉特蒙古等古代民族资源以及民族间的关系，也都有深入研究。刘志霄、浩·巴岱等、纳比坚·穆哈穆德汗、贾合甫·米尔扎汗、万雪玉、贺灵、佟克力等，对维吾尔族、卫拉特蒙古族、哈萨克族、锡伯族等现代新疆民族进行了系统研究。 （三）新疆社会经济史研究 此期新疆社会经济史研究也取得较丰硕成果，学者们从屯垦史、经济制度史、手工业史、水利史、矿业史、贸易史、货币史以及人口史等多方面入手，使新疆历史研究呈现出更为丰富画面。 新疆经济史研究的重点是新疆农垦问题，涉及两汉、唐朝直至清代新疆屯田及水利研究，成果较突出，张德芳、朱宏斌、李炳泉、吴大旬、刘永强、祁美琴等的研究成果就是代表，例如朱宏斌《两汉西域屯田及其在中西科技文化交流中的作用》[35]认为两汉在西域屯田不仅维护了汉朝在西域的统治和丝绸之路的畅通，而且为以后的边疆屯田提供了历史经验，成为了中西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与纽带。新疆贸易史研究上，古代丝绸、玉石贸易研究继续深化，对近代对外贸易研究有新的拓展。例如，扬蕤《北宋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初探》[36]论述了北宋时期诸蕃与中原的朝贡贸易、中继贸易，认为宋代以降，回鹘人几乎控制了丝路东段贸易，中继贸易取代了长途贩运。张文德《明与西域的玉石贸易》[37]对玉石贸易的路线、种类、数量进行了考察，指出了明朝建立玉石贸易制度利弊。许建英《试论杨增新时期英国与中国新疆间的贸易（1911-1928）》、[38]《金树仁时期英国和中国新疆之间的贸易（1928-1933）》[39]等多篇文章，利用英国档案资料，梳理了杨增新时期、金树仁时期英国与中国新疆的贸易，线路以及地缘政治影响。关毅《盛世才主政时期新疆商业贸易的发展》[40]认为盛世才主政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新疆的商业贸易得到了发展。 新疆人口史研究以往关注较少，此期不少成果涉及两汉、魏晋南北朝、清朝以及民国时期新疆人口，既有面的研究，也有点的剖析。例如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人口》[41]认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有两汉统计过西域人口，而西汉统计最为详备。人口统计上的详略实际上反映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统治的强弱。阚耀平《乾隆年间天山北麓东段人口迁移研究》[42]论述了乾隆年间内地移民迁入天山北麓东段的类型、来源地、组织形式等，认为人口迁移的高峰在乾隆三十年代，主要安置在乌鲁木齐和巴里坤两个地区。 （四）新疆历史地理研究 新疆历史地理研究历来受到重视，此期成果较突出，涉及新疆历史上交通线路、山川湖泊以及关隘要津等方面研究。关于交通线路、古代城镇等方面，陈霞、李文博、刘安志、文欣、张莉、阚耀平、黄达远、余太山等都推出新成果，例如，陈霞《丝绸之路的开通及其对新疆历史的影响》[43]认为通达的丝绸之路将西域与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了汉代西域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多元文化的交融。黄达远《清代中期新疆北部城市崛起的动力机制探析》[44]认为，清代中期以后，由于国家行政力量的推动以及北疆商业市场机制的形成，确立了北部城市的地位，改变了历史时期“南重北轻”的新疆城市分布格局。 （五）新疆宗教史研究 新疆宗教史研究成果突出，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首先，对新疆宗教史的宏观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一些关于新疆宗教通史性著作出版，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诸如李进新《新疆宗教演变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由“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编写组撰写的《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著作，都是积多年之功而写成，分别对新疆宗教演变和伊斯兰教发展进行了系统考察。其次，对新疆历史上各种宗教均有研究，涉及面很广。例如佛教、伊斯兰教、祆教、摩尼教、道教和基督教等都得到研究，不过佛教和伊斯兰教等影响大，受重视程度更高，成果更多。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新疆宗教史研究的内容不仅仅是宗教本身，跨学科研究凸现，丰富了研究视角，例如佛教对回鹘的影响、佛教与摩尼教关系、新疆佛教世俗化等方面。再次，新疆宗教史研究队伍壮大。就此期新疆宗教史研究来看，年纪较长学者继续耕耘，诸如季羡林、耿世民、陈得芝、荣新江、马品彦、潘向明、王小甫、牛汝极等；一些中年和青年成长迅速，研究队伍壮大，例如杨富学、王鹏辉、王菲、马东平、夏雷鸣、高永久、贺萍、等学者。此外，少数民族宗教研究学者成长很快，木拉提·黑尼亚提、才吾加甫等分别在基督教、佛教研究上都卓有成绩。 （六）新疆文化史研究 新疆文化史研究历来受到重视，此期突出特点是重要的专著较多，注重理论探讨。这对认识新疆多元文化的发生、演变及其多元性特质、新疆文化与内地关系上都极富有意义。 仲高、高人雄、薛宗正、郎樱、余太山、穆舜英、王小平、水涛、安晓平、孟楠、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曼、朱瑛、库来西·塔依尔、特·贾木查、汪钟英、杨富学、阿丽娅·托拉哈孜、金维诺、春花、刘宾、张春丽等学者，从不同学科研究新疆文化史。例如，仲高《西域艺术通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对新疆艺术文化及其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郎樱《论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45]认为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二者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对各自的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水涛《西域史前文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46]认为，西域史前文明的发展演变在于不断接受来自周边地区古代文明中心的影响，也受到环境因素的极大制约。王小平、安晓平《论新疆屯垦文化的特征及其在新疆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47]论述了新疆屯垦文化形成的基础和性质，认为它不仅是新疆多民族文化并存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跨民族存在的文化，而且在新疆的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库来西·塔依尔《论〈突厥语大词典〉的语言学价值》[48]分析了大词典在语言调查分类、语音学、语法学构词学等方面的价值，认为它为突厥语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金维诺《龟兹艺术的创造性成就》[49]认为，龟兹艺术创造三种石窟类型，创作大量精美彩塑和壁画，开创师徒传承的体制。 （七）与周边关系史研究 与周边关系研究史是新疆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此期研究有较大转变。早期研究偏重于帝国主义侵华视角，聚焦帝国主义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1998年后，研究则转向新疆与周边国家关系史视角，着重系统研究，涉及内容更加丰富，包括政治、贸易、交通、边界和朝贡等诸多方面，而且观点趋于客观。许建英《近代英国和中国新疆（1840-1911）》、《民国时期英国与中国新疆(1912-1949)》以及一系列相关文章，厉声《哈萨克斯坦及其与中国新疆的关系》（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是其中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此期该领域研究在资料创新上有较大进展，注重挖掘和使用中外档案文献。例如，在中国档案使用上，除了持续挖掘汉文档案外，还注重清代中期和早期的满文档案利用；在外文档案、文献方面，注重搜集和使用相关国家的档案、文献资料，英文、俄文、德文、甚至土耳其文档案文献得到利用，使该领域研究得到拓展和深化。 三、 基本特点 梳理20年来新疆历史研究，可以看出人才队伍扩大，研究成果数量激增，研究视角更趋于多元化，资料挖掘得以大幅拓展，新疆历史研究深受重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趋势。 （一）新疆历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加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新疆历史研究受到重视，研究队伍快速成长，在新疆通史、民族史、宗教史以及帝国主义侵略史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改革开放前20年,新疆历史研究逐步探索新的领域和新的视角，为此后深化和发展奠定良好基础。1998年后，新疆历史研究广度和深度都取得重要进展。 在研究广度上，开辟了更多的领域，使新疆历史研究的广度大为拓展，呈现出更多层面。这些领域包括新疆反分裂斗争史、新疆城市史、少数民族华人华侨史、新疆探察史等。这些领域以往重视不够，有的也较为敏感，研究很少，但是新世纪以来这些领域得到较大拓展，显示出相当大的研究潜力，同时也出现新认识。例如关于新疆反分裂斗争史研究，近些年来对“东突”问题产生的由来、理论源头、主要分裂活动、与国际势力关系等方面，都有较多的研究，这不但有益于全面认识新疆近现代历史，也有利于以史为鉴，治理现实。主要著作诸如马大正、许建英《“东突厥斯坦国”迷梦的幻灭》（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潘志平《“东突”的历史与现状》（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许建英《“东突”问题的历史与现状述论》[50]等。再例如新疆少数民族华人华侨史研究，特别是以往维吾尔族华人华侨史研究较敏感，研究很少，尤其是对其形成的政治背景认识分歧很大。新时期研究取得较大进展，暨南大学承担重大专项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也承担重点课题，开展调查和研究。例如，许建英《清代以来维吾尔族华人华侨形成的历史考察》、[51]李德华《新疆籍华人华侨的特点》[52]和《巴基斯坦维吾尔华人述略》[53]等。这些研究不但梳理了主要维吾尔族华人华侨的形成与现状，而且认为应该客观和历史地认识其形成历史，强调要处理好政治因素和学术研究的关系。这对了解新疆各少数民族华人华侨历史，推动华人华侨研究走向全面和深入，是极有价值的，同时也利于新疆现实稳定。 在研究深度上，很多传统研究领域因新视角引入和系统性加强而得到深化，使其研究更为全面和深入。就新视角引入而言，传统民族史研究限于民族的起源与发展，而跨界民族视角的引入则对认识新疆部分少数民族历史更为全面和客观。就系统性而言，传统上从帝国主义侵华视角研究英俄对中国新疆的侵略，而中国新疆与周边关系史视角则致力于更为系统和全面梳理其间地缘关系，例如许建英关于近代英国、俄苏、洪扎与中国新疆关系史的系列研究，厉声关于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新疆关系史的研究，都较为全面系统。再如新疆近代探察史研究，新时期对西方探险家马达汉、斯坦因、斯文·赫定的研究都推向深入，认识趋于更加客观。马达汉新疆探察日记、考察报告、摄影集等资料的翻译出版以及马达汉考察专题研讨会举行及研究文集出版，[54]斯坦因重要著作的翻译出版及其研究的进一步细化，[55]斯文·赫定著作的翻译及中瑞西北考察研究的开展，[56]由杨廉主编、多达32册的《西域探险考察大系》（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的出版，都是近代新疆探察史研究走向深入和趋于更加客观的表现。 此外，跨学科研究也对新疆历史研究深化起到重要的作用。这方面研究成果虽然不多，但却是值得重视的新苗头。诸如徐中煜《交通态势与晚清经略新疆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13年版）将交通与晚清新疆经略相结合，张安福《清代以来新疆屯垦与国家安全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版）和《汉唐屯垦与吐鲁番绿洲社会变迁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年版），分别将新疆屯垦与国家安全以及新疆绿洲社会变迁相联系。这些跨学科的研究是新疆历史研究出现新的活力，开拓出了较大的研究空间。 (二)新疆治理史研究受到高度重视 历史上新疆治理有着丰富的内涵，现实治理的需求使新疆治理史研究长期受到关注，特别是近20年来更加受到重视，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仅专著就有20多种。研究新疆治理史旨在以史为鉴，已成为新疆历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此期新疆治理史研究可分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对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边疆地区宏观经略史研究。这方面代表性著作是马大正先生《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历代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谋划经营，边疆政策的产生、实施及效果，总结了其中成败得失。刘永强、王飞《两汉经营西域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对两汉经略西域做了宏观梳理，分析了不同政策及其背景与效果。二是历代新疆治理制度研究。例如，杨军《清代新疆地区法律制度及其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陈芸《国民政府时期新疆基层行政体系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张安福《历代新疆屯垦管理制度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版）等著作，对新疆历代屯垦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梁海峡《近代新疆南疆司法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王晓峰《民国时期新疆地区宪政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伏阳《民国时期新疆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管守新《清代新疆军府制度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周卫平《清代新疆官制边吏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与《唐西州官僚政治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等，对不同时期新疆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行政制度和官员体制，做了系统的研究，旨在探讨历史上制度建设对于新疆治理的意义。三是历代中央政府治疆政策研究。新时期历代中央治疆政策尤其受到学界重视，既有对历代治疆政策的系统研究，也有各代治疆政策的研究，还有专项纸浆政策研究。诸如，马大正等《新疆史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就是其中的典型，立足点就是研究历代治疆政策的成败得失，旨在为当代新疆治理提供借鉴。齐清顺、田卫疆《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方英楷主编《中国历代治理新疆国策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和周卫平《中国新疆的治理》（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则着重于梳理历代治疆基本政策，总结历代中央政府治疆政策的创新与成效。 此外，关于新疆治理思想研究的成果不多，多聚焦个人治疆思想，例如茆永福著《张治中治疆思想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2011年版）。 （三）历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翻译突出 发掘新的历史资料是历史研究重要内容，也是创新的基本保证，因此历史研究历来注重挖掘新资料。新疆历史研究也是如此，1998年以来全国各地从事新疆历史研究的学者们各尽所长，收集、挖掘、整理和翻译相关历史档案、文献、考古材料，规模大，数量多，为新时期新疆历史研究和创新带来了新的活力。 综合近20年新疆历史资料出版情况，主要有下列几类。一是中外文档案类整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合编的《清代新疆档案选辑》（全9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收录新疆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5800余件，反映了自清朝光绪元年至宣统三年间有关新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军事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全28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收录了自雍正八年（1730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所有军机处满文月折包档案，内涉极其丰富，涵盖新疆事务的录副奏折、上谕、寄信、札付、咨文、呈文以及随奏折呈进的履历、口供、清册、清单等72812件。苗普生、赵海林主编《甘肃省档案馆藏清末新新疆档案》（全十二册）（凤凰出版社影印出版2014年版）共收录档案73份，涉及时间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宣统二年（1910）。《清代新疆地区涉外档案汇编》（全六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8年版）汇编了清咸丰至宣统年间清政府与派驻新疆官员来往文档，共19种。沈志华译《俄国解密档案：新疆问题》（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搜集和翻译了俄国涉及中国新疆的历史档案。二是文献资料的搜集、梳理和汇编。这方面既有对中国传统官方文献资料的梳理，也有清代、民国时期新疆官员个人奏稿、记述等方面的收集和整理。诸如马大正、阿拉腾奥其尔主编《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收集了散见的清代官员奏牍。阿地力整理《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则对该书进行标点。陈世明、吴福环、孟楠等主编《二十四史两汉时期西域史料校注》、《二十四史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史料汇编》、《二十四史唐宋元明时期西域史料汇编》[57]是从二十四史中华书局标点本辑录而出的西域（广义）有关史料汇集。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对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有关西域的记载进行了系统注解。 四、 思考与展望 回顾20年来新疆历史研究,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疆历史研究人才培养成绩突出，成立和参与的研究机构持续增加，研究成果大幅增多，影响力逐步扩展，呈现出快速发展和走向繁荣之势，令人欣慰和振奋。但是，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疆历史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有些甚至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回顾历史不能不令人深思。 新疆历史研究领域也存在着激烈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历史研究向来不平静，民国时期就有老牌分裂分子穆罕穆德·伊敏撰写的所谓《东突厥斯坦历史》，鼓吹“泛突厥主义”思想，杜撰维吾尔族历史；麦斯武德、艾沙更是长期在内地以及新疆经办杂志和出版社，传播“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即“双泛”主义）思想。20世纪80年代后期，吐尔贡·阿勒马斯撰写的《维吾尔人》（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9年版）、《匈奴简史》（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1986年版）和《维吾尔古代文学史》（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1987年版），鼓吹民族分裂主义，煽动民族仇恨。这些以“双泛”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分裂思想为核心的历史研究，对新疆历史文化领域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其恶劣影响在新疆教育和文化等领域始终未曾断绝。最近20年来新疆历史文化领域就有不少问题，存在着一股鼓吹民族分裂主义的暗流，煽动民族仇恨、灌输错误的认同思想。这些问题与相当长时间内新疆历史研究混乱密切相关。痛定思痛，最近两年多来新疆意识形态领域正在进行深入的治理，对过去40年做全面梳理，旨在解决上述诸多问题，这是一个良好的契机。2018年，中央形成《关于新疆若干历史问题座谈会纪要》，这既是对过去新疆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的总结，也是新时期新疆历史研究的指导原则。新疆历史研究受到国家如此高度重视，可见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就未来新疆历史研究而言，以下几方面应该重视：一是要立足中国大一统历史观的建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凝聚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历史观为视角，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认识新疆历史和历史研究，开展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和社会主义道路教育。要持之以恒地从中国国家史观高度梳理新疆历史，解决新疆历史认识中存在的问题，解决好历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开展好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二是要高度重视新时期新疆历史研究的新背景、新要求。新时期国家发展出现重大变化，其中“一带一路”倡议对新疆提出了新的历史定位，新疆核心区的确立和建设为新疆提供新的历史机遇。在此背景下新疆历史研究要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提出新要求。一方面要深入研究新疆在古代丝绸之路建设和东西方交流中的历史作用，探讨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价值；另一方面要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扬丝绸之路精神，做好历史性的大交流与融合。因此，要系统研究新疆与周边国家关系史，以史为鉴，借古鉴今，更好地促进新疆核心区的建设。三是注重新疆历史研究新资料的收集、挖掘和整理。大量中国清代及民国时期历史档案文献、新疆考古资料、近代外国涉疆档案以及少数民族文献，都应该得到充分重视，都需要逐步梳理、整理，有些还需要翻译出来。这对我们更好地认识新疆历史意义重大，对深化新疆历史研究意义重大。例如察合台文文献整理与翻译、三区革命资料整理与翻译，近代周边国家涉疆历史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翻译，近代西方国家涉疆档案的收集整理与翻译，都应陆续展开。四是要加强新疆历史研究话语权体系的建构，充分确立新疆历史研究的话语权。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其建立的现代学科体系的优势，在其向亚洲扩张中无视当地国家既有的话语体系，将当地纳入其自己学科体系中，形成了对当地影响深远的话语权。新疆历史研究中也面临着西方近代所建构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问题，因此如何正视历史形成的问题，充分系统吸收国内外新疆历史研究的成果，在新的历史大变革中，以我为主探索建立中国新疆历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1]苗普生：《为正确阐明新疆历史而努力——40年来新疆地方史研究回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3期；厉声《新疆近代史研究回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厉声、贾建飞《60年来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 [2]该书为合著，作者分别为马大正、厉声、苗普生、马品彦、李大龙、阿拉腾奥其尔，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原系《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4]原系《伊犁师范学院学报》。 [5]原系《昌吉师专学报》。 [6]《西与研究》2003年第3期。 [7]《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 [8]《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第1期。 [9]《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10]《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 [11]《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 [12]《西域研究》2004年第3期。 [13]《新疆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4]《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 [15]《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6]《兰州学刊》2007年第3期。 [17]《西域研究》2000年第3期。 [18]《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9]《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20]《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 [21]《西域研究》1998年第2期。 [22]《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 [23]《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 [2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25]《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26]《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27]《西北民族论丛》第一辑，2002年。 [28]《西域研究》2004年第2期。 [29]《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 [30]《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31]《西域研究》1999年第1期。 [32]《新疆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33]《卫拉特研究》2005年第3期、第4期。 [34]《西域研究》2003年第4期。 [35]《中国农史》2003年第2期。 [36]《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 [37]《西域研究》2007年第3期。 [38]《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 [39]《西域研究》2006年第1期。 [40]《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41]《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3期。 [42]《干旱区地理》2003年第4期。 [43]《西域研究》2013年第3期。 [44]《西域研究》2006年第2期。 [45]《西域研究》2001年第4期。 [46]《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 [47]《塔里木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48]《西域研究》2001年第2期。 [49]《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 [50]《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5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2期。 [52]《新疆社科论坛》2013年第2期。 [53]《新疆地方志》2013年第3期。 [54]马大正、厉声、许建英：《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55][英]斯坦因著、刘文锁译：《西域考古图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斯坦因考察的详细研究见兰州大学王冀青的系列著作。 [56]关于斯文·赫定于中国联合开展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最近研究成果，参见张久辰、徐凤先、李新伟：《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专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版；王新春：《近代西北考察与新疆政治社会——以西北科学考察团赴新疆考察为中心》，《西北民族论丛》2017年第2期。。 [57]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2007年、2010年版。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文字有改动，引用请参照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