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论文基于对柬埔寨及东南亚华人经济研究的三种解释范式，探讨了华人尤其是华商在整个柬埔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功能，分析了他们如何将自身社会嵌入本土社会结构之中，适应并巩固如今的地位，并提出了柬埔寨华商的“中间层”模式。认为华商曾推动柬埔寨历史上出现过两种转变：一是推动柬埔寨从农耕之国转为海洋贸易之国；二是在柬埔寨沦为法国的保护国的过程中，推动西方外来者适应土著市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战乱后，华商经济发生两次复兴，分别与历史上的两种转变相对应：华商建立起“区域性的贸易体系”，再次使柬埔寨经济融入外部世界；而后华商转向发展土地经济，使新的外来者适应本土社会。华商的“中间层”模式与柬埔寨的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相嵌合。柬埔寨华商与土著社会和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互为他者，他们认识和理解不同的社会文化机制，使自身融入其中而又超脱其外。 【关键词】柬埔寨；红色高棉；华商经济；多元社会；“中间层”范式 【作者简介】罗杨，重庆人，人类学博士，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东南亚宗教与华侨华人社会等。 “一座鬼城，曾经繁忙的中国商业区看起来像一场灾难性风暴后的场景，每个房子和商店都被洗劫一空”。1979年，越南攻入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政权，首批抵达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一位外国记者这样描述刚刚经历红色高棉劫难的柬埔寨。然而，短短20多年后，柬埔寨被喻为“亚洲经济新虎”，近年来，它的GDP平均保持着7%的年增长率。从百废待兴到飞速崛起，华商是实现柬埔寨战后经济转折的“中坚”力量。2001年，时任柬埔寨新闻大臣吕来盛曾表示，80%的柬埔寨华人是商人，华人控制了柬埔寨80%的经济命脉。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柬埔寨的战乱、排华，同样使华商经济经历了从零开始、浴火重生的过程。柬埔寨华商经济如何在战乱废墟上恢复重建？在战后的几十年中究竟经过哪些发展阶段？为何是华商从柬埔寨众多族群中脱颖而出，使柬埔寨的国民经济在短短20年间实现“凤凰涅槃”？种种有关柬埔寨战后华商经济的具体情况，国内外华侨华人研究学界尚缺乏细致而深入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笔者赴柬埔寨华商最为集中的金边、历史上和现今最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西哈努克港（又名磅逊港）及其毗邻的贡布、戈共等地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在调查中，笔者访谈了30余位在柬埔寨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的华商，他们有的在红色高棉期间被赶入森林开荒种地，有的则逃往海外，战后重新回归。他们是红色高棉战后柬埔寨华社和华商经济逐步恢复发展的亲历者。笔者试图通过第一手的访谈资料和个案研究，探讨华人尤其是华商在整个柬埔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功能，分析他们如何将自身社会嵌入本土社会结构之中，怎样适应并能够占据如今的位置。 一、理论综述 与柬埔寨华人及华商经济相关的民族志调查和结构性分析，主要有三种富于启发性的解释范式。 20世纪6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和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学生威莫特（W. E. Willmott）在柬埔寨金边、暹粒等地做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1967年，威莫特基于其博士论文出版了《柬埔寨的华人》（The Chinese in Cambodia）一书，首次将柬埔寨华人社会作为一个总体进行社会人类学的分析，1970年，他又出版了《柬埔寨华人社团的政治结构》（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mbodia）一书，对柬埔寨华人社会的内部结构展开专题研究。对于战前柬埔寨的总体社会结构以及华人与柬埔寨社会的关系，威莫特借用了英国东南亚史学家富尼华（John Sydenham Furnivall）的“多元社会”概念。富尼华所谓的“多元社会”是指由不同族群构成的一个社会，每个族群在经济结构中占据一个特定的位置，这种社会缺乏共同的社会价值，因此，每个族群只在市场中发生联系。基于柬埔寨华人的特点，威莫特在两个方面进一步推进和补充了富尼华的“多元社会”概念。首先，他强调只有当某一个特定族群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即阶层的划分沿着族群的分类，这样的社会才能称为“多元社会”。根据威莫特当时的统计，华商控制了柬埔寨的农业经济、城市商业以及进出口贸易等。华人既是一个族群的分类，也构成经济上的主导阶级。其次，在“多元社会”中，真正引起社会冲突的是当另一个族群也在经济领域崛起，并与之前掌控经济的族群产生矛盾，例如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新兴国家独立后，土著族群对华商资本的排挤以及对其进行民族资本化，但柬埔寨并未出现这样的现象，因为对于柬埔寨上层而言，是通过华商而不是取代华商获取其经济利益；而对于柬埔寨下层民众来说，倘若没有华商，他们既无法出售自身生产的农产品，也没有渠道购买所需的日用品。因此，柬埔寨没有形成一个与华商竞争的柬埔寨土著阶层，在这个“多元社会”中，或许“缺乏共同的社会价值”，但正是不同族群间的经济关系将这个多元社会的各部分捆绑在一起。 施坚雅在同一时期对泰国华人的研究，与威莫特的论点形成反思性的对照。柬泰两国毗邻，在宗教、文化、政治等方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借鉴关系，两国华人在发展模式、社会地位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因此，施坚雅对泰国华人社会及华商经济的分析值得参考。施坚雅深入剖析了华人何以能够控制整个泰国的经济生活。传统上，泰人的社会划分为贵族和平民，平民属于他们的保护人，每个人都在其固定的地位上履行明确的义务和权利，受到限定的社会地位使其失去在经济竞争中必需的个人自由和地域移动。但华人脱离于这套人身依附关系之外，华人勤俭、重商的精神正是泰国文化中所缺乏的，所以在泰人社会结构中，在最顶端的保护人和最底层的受保护人之间，为华人留下多样的填补空间。但是，施坚雅并不认为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泰国也是一个“多元社会”，尽管它也有职业沿种族分化的趋势。泰国社会的顶层总是泰人，但不像华人在西方社会，华人在泰国被完全同化是可能的，泰人通过封爵等保护制度，将顶层的华人吸纳入自身的圈子。在这之外，新兴起了另一个上层阶层，如中泰商业联盟中的华商和军政权贵，他们比传统的贵族更加西化。而在这两个上层阶层之下，似乎有两个中间阶层，由华人和泰人分别构成，华人阶层的骨干人物就是华商，他们保持中国式的生活方式，又倾向于现代世界，泰人的中间阶层主要是政府雇员或商业白领。泰国社会的下层既包括华人技术工人和劳工阶层，也有正在形成中的泰人工人阶层。因此，施坚雅认为，阶层的界限并不与族群的范围相连接，泰人和华人间重叠的经济职能和社会职业地位，以及介于泰人社会和华人社会间的许多中间分子，都对“多元社会”的概念提供了反思。 荷兰泽兰德大学魏维尔博士（Michiel Verver）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在金边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调查，主要探讨了战后柬埔寨社会是否依然能够被称为威莫特所谓的“多元社会”。他认为，虽然经过战乱，华人在战后依然重新占据了战前的经济主导地位，但“华人”的范畴和边界变得混杂而灵活。首先，华人的来源日益复杂，战前柬埔寨华人根据来源地分为福建、广东、海南、潮州、客家五帮，而今战时逃往西方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柬埔寨华人作为二次移民乃至多次移民重回柬埔寨，无论其国籍还是身份认同都更为混杂。其次，柬埔寨华人的代际差异逐渐扩大，战时强迫中柬两族通婚而形成的大量混血儿、中国新移民、从国外重新回来的柬埔寨华人、土生土长的华裔等不断增多，使得华人的构成十分复杂。第三，柬埔寨华人的商业网络随着当地社会的资本主义转型和融入全球化进程，不再局限于柬埔寨国内，正如施坚雅所说“他们倾向于现代世界”，同样使得“和世界做生意”的“华人”边界难以廓清。因此，威莫特所谓的“多元社会”因为“华人”壁垒的日渐模糊而消解。 上述学者聚焦于如何在“多元社会”中定位“华人社会”。正如施坚雅提到，在当地社会中，有许多中间分子，在某些社会场合自认为是华人，而在其他社会场合又自认为是泰人，能讲流利的泰语和华语，社会关系有华人也有泰人。这样一个横跨双方但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的混杂群体，虽然无法将之归入“多元社会”的一个组成范畴，但却是上述学者都提及的“中间层”（intermediary sphere）。无论是威莫特还是魏维尔考察的时代，柬埔寨的商业大多由华人经营，而华商构成柬埔寨华人社会的主体，他们是当地社会上层官僚、贵族和下层民众之间，当地社会和外部世界之间，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与海外非儒家文化国家之间的中间层。华商无法被纳入多元社会的模糊性和混杂性，恰是他们作为“中间层”的特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