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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实的轮回 （一）区域性的贸易体系 “20年断层”后，柬埔寨华商经济的恢复同样始于“夹缝”。“那个时候，刚从红色高棉出来，华人都是空手起家，什么都没有，每个人的耳朵在听，缺乏什么东西。”“越南打了几十年仗，什么都没有。泰国什么都有，做什么出来都能卖。”华人“什么都没有”，越南“什么都没有”，从森林中走出来的华人，再一次崛起于这两个“什么都没有”的罅隙之中。 “一个国家还没有安定的时候，赚钱的机会很多，我们华人就抓住这个时机。”柬埔寨和越南在从无序的战乱进入有序的发展轨道之前的这段“中间”转折期，在华人眼里却是充满各种可能性和能动性的混沌阶段。此外，钱德勒认为，夹在泰国和越南之间的地理位置对柬埔寨政治和社会有重要影响，这两大邻国使柬埔寨的统治精英要么两强选其一，要么借助区域外大国的力量企图保持中立。或许他忽略了处于泰国与越南夹缝的地理位置，对于柬埔寨的经济的影响，以及它与泰国和越南之间的跨国贸易，乃至在东向中国、日本、韩国，西往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一广阔地带构建起的“区域性的贸易体系”。这一经济网络的建构不是凭借“区域外大国的力量”，而是柬埔寨国内的华人以及他们与越南、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华人和中国同胞之间的各种联系，他们形成了柬埔寨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中间层”，也使地缘的“夹缝”转变为贸易的“中转站”。 在这一“区域性的贸易体系”内，柬埔寨对外交接的途径分为陆路和海路两种，陆路是走柬泰边境，海路则通过戈共、贡布、磅逊这些海岛或战前的边境港口。“泰国有些华人买东西到边界那边，柬埔寨华人踩着脚踏车，从泰国那边买来布、香烟、日用品，那个时候很惨的，没有交通工具，踩脚踏车要四五天才到金边，来回要一个星期。”“那时候，有一波华人在边境和金边之间来来往往。 一天几千个人，骑着单车，从泰国边境过来，然后带到金边，再从这里到越南。” 相较于陆上华人依靠脚踏车“单枪匹马”式的转运方式，海上贸易规模更大，也是被二十年战乱打成一盘散沙的华人在一片废墟上重建自身社会的方式之一。首先，第一批敢吃螃蟹的人涌现出来，“一些人胆子大，从香港、新加坡买一些东西后就在那里的公海交换，当时管理不是很严，给当兵的一些钱，住在磅逊港捕鱼的船就跑出去公海。没有货币，就用黄金交换。”“从越南运出去咖啡、鱼、肉桂、虾皮、蛇皮等等，越南封闭久了，这些东西都囤积在国内卖不出去，我就安排卖给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交货的时候就在公海，约个时间，到公海，给个信号，到什么位置，用罗盘、对讲机，对讲机的号码大家讲定。” 这种自发式的贸易形式逐渐被更有组织的方式取代。一种是“港主”式的垄断贸易，“在戈共，海南人在那边起家的，有个海南人，谭延和，他越南语、泰语都懂，和当地的高官熟，当地官员也需要经费，就委托一个人去开港，就让他去开，联系外国的东西到那边来卖。他包了整个戈共军队的物资开支，所以才畅通无阻，全部的泰国货都进这个岛，政府给他独家优惠。他先垄断，下来的货靠他们海南的小集团来分发去卖。”谭延和的继任者名叫徐光秀，也是海南人，“那时候，在戈共港，一丝一线都离不了他，差不多每一样东西都是他过手的。他以前是一个小皇帝。他赚到钱，所有军人的费用都是由他负责，负责政府的开支。”另一种组织方式是“钱会”式的合股经营。“我跟朋友开公司合作，10个人凑500两黄金，把这500两黄金分成10股，但每个股究竟有多少人我们都不清楚，每股可能有很多人，我这股就有2个人，我跟我朋友每人出25两。”“我们从红色高棉出来，当时大家都没有本钱，都是叫朋友、靠关系凑起来。” 磅逊、戈共是泰国和金边之间的“中转站”，负责将泰国的货物接进来，金边则是这些边境港口和越南之间的“中转站”。“那时候越南不能直接从泰国进口，交通方面、政治方面，种种方面的原因，就到金边来买。”而在金边转运的主要是潮州人，“海南人去泰国走私，我们潮州人从边界那边买过来，就在中间买卖，越南来这边买过去。”金边的潮州人同样组成“股份”，“我们组成一个个小公司，有人在这里卖，有人去磅逊、戈共那边拿货，哪个好赚我们就订哪个。”“慢慢找线嘛，金边什么都没有了，什么货都可以进来，什么来都可以卖，只是赚多赚少而已，所以你联络上一条线就不错的。没有钱就先垫一点，赚了钱慢慢还，转来转去，就是这样过日子啦，转来转去，越做越大。进出口就是靠关系，靠来靠去，你做得有信用了，你的朋友、别的货也可以介绍，就越做越大。” 柬埔寨华人在这一“区域性的贸易体系”内的中介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它与上文提到的14—15世纪柬埔寨从吴哥迁都金边，从内向型的农耕之国转变为外向型的海洋贸易之国的第一个“断层”息息相关。1679年，广东的一位将军杨彦迪放弃反满斗争，率7000部下来到时属柬埔寨的越南岘港等地，1778年，高棉人迫使他们迁往西贡，杨彦迪和部下们建立起华人聚落，并很快成为印度支那的商贸中心。自法属殖民时代到柬埔寨独立后，华人掌控着金边到西贡的出口贸易。1675年，年仅17岁的雷州人莫玖来到柬埔寨，后率众在河仙地区建立市镇、村庄，将本是荒地的河仙经营成“华夷杂处”、经济繁荣的国际性港埠，一说他建立起以华人为主体、颇有影响的“国中之国”，其范围横跨今柬埔寨西部的西哈努克港、南部的贡布，东至越南南部的整个海岸线。通过莫玖家族的关系，海南人大量移民邻近河仙的贡布，在越南、泰国之间做起跨国贸易，这个“区域性的贸易体系”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朗诺发动政变前。 无论是摇着渔船出海的华人，还是踩着脚踏车翻山越岭的华人，抑或是在金边和越南之间一站一站转运的华人，其生活世界并未囿于戈共、贡布等海岛和暹粒等边地，他们面向广阔的海洋和内陆，将孤岛、边地转变成海、陆物产集散、分配的“中站”，也实现了柬埔寨华商经济的初步恢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