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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能生白玉，地可出黄金” 如果说“20年断层”后，柬埔寨华商经济的重兴始于“什么都没有”，即在泰国、柬埔寨、越南构成的三角贸易体系内，乃至在整个向西拓展至新加坡、马来西亚，向东延伸到日本、韩国等地的“区域性的贸易体系”里，利用各地在有无之间的差异，“转来转去”，那么，它的第二次腾飞则是因为“有人来了”。 从 1970 年朗诺政变到 1989 年越南撤军，这 20 年间柬埔寨国内政局混乱，各方势力林立，对外闭关锁国，20世纪90年代，柬埔寨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逐步恢复和平，步入“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正轨。“开放”对华商经济而言，具有两重影响：一是进出口货物的“常态化”，这就使得磅逊、戈共、贡布这些地方，地利仍在，但华人最为看重的“时机”已变。20 世纪 90 年代初，磅逊港正式开港，国家给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颁发正规牌照，谭延和、徐光秀这些时势造出的英雄们再无垄断之力；其次是“开始有人来了”。正如一位华人所说，“只要有人，就有买卖，有买卖就有用钱，有用钱我们就可以联络，我就知道，我们活了！” “土地成为商机，最早是联合国的人带进来的，20 世纪 80 年代末华人开始买地。”1991 年，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由联合国驻柬埔寨人员负责监督巴黎协定的实施，主要是解除各派武装，遣返在泰国的难民，为全国普选成立制宪大会等。联合国成立多国参与的联合部队，约有 1.3 万名士兵和超过 7000 文职人员、警察等入驻柬埔寨。据说，这是联合国历史上最昂贵的一次行动，总共花费了 20 多亿美金，这些工作人员的薪水占了总花费的很大部分。“联合国派来几万人，这些人吃喝拉撒都要，华人聪明，捕捉商机也快，再学几句英文，他们要找房子，华人马上去找房子。第一拨走私者聪明，转得快，不走私了，风险太大，转行了，有房地产可以做，就买地买房子。这是 90 年代的转型。” 第二拨外来者是来柬埔寨投资设厂的外国商人。“美国对柬埔寨有最惠国待遇，来这里开厂生产再出口，很划算，工厂需要土地啊，所以地价的上涨跟外来的工厂有关系，有一个当地的需求。”“最初来的是新加坡人，接下来马来西亚人、香港人，大陆人慢一步，90 年代台湾人也来很多。”当时，欧美等国为援助柬埔寨，使其经济恢复发展，规定柬埔寨出口欧美的服装、鞋类等，有一定的免税配额，其他国家的商人到柬埔寨设厂生产，再出口欧美，可以降低成本，这刺激了柬埔寨制衣业在过去 20 年间的繁荣。 华人作为柬埔寨社会的“外来者”，将土地视作自身在当地社会的“根”，所以本地华人喜欢囤积土地，就如同他们在此扎根得越深、越牢。而柬埔寨人作为土著，从未将土地视为己有。历史上，柬埔寨没有现代的土地“产权”概念，国王是全国的土地之主。平民百姓的土地通过实际的耕种得来，清理出一块荒地并开始在上面种庄稼，只要这种行为持续，这块地就是耕作者的，倘若这块地被荒废了三年以上，其他人就可以来开荒种地。这种土地占有方式长期以来适于地广人稀的柬埔寨，它无需对土地所有人信息进行登记和记录，税收制度也是基于收获物的数量而不是个人的土地占有量。直到现在，这种获得土地的方式依然留存于柬埔寨乡村和一些城市。 柬埔寨华人利用这种文化差异，很快嗅到土地“增殖”的奥秘，他们发现原本是“死”的地皮，竟然可以实现“钱生钱”。他们先从柬埔寨人手中买来土地，“柬埔寨人，包括农村里，从2001年和2002年开始也卖地，柬埔寨农民，不是说他笨，而是没有这个知识，他先卖田地，有了一笔钱就买汽车，后来汽车没钱加油，就卖汽车，最后什么也没剩下。”“华人很多时候的做法是，这个地，我跟地主讲好，我买是1块钱1平米，你卖我1块钱，我卖多少钱是我的事情，我再去告诉另一个人，说这个地2块钱，那个人一想太便宜了，那就跟你合股，各出50%，但其实我没出本钱。”“这是空手套白狼的形式，但华人有他的社会关系，才有他的无形资产。”无论柬埔寨人还是华人，虽然都对土地怀有“增殖”的观念，但前者是基于农业经济的土地本身的丰产力，后者却是根据商品交换的逻辑，使土地本身变为可交换之物，并通过不断地交换实现“钱生钱”的目的，正应了柬埔寨华人供奉的“神位”和“祖位”神龛或供奉土地公的神龛上的话——“土能生白玉，地可出黄金”。 同样作为外来者的马来西亚人、台湾人和大陆人，在柬埔寨做土地买卖，也不得不通过本地华人作为中介。“华人有当地的眼光、信息，外来人财大气粗有什么用，当地市场不是太熟。”中国大陆来的移民与柬埔寨本土社会的接触也得通过本地华人，他们又成为新侨与柬埔寨社会之间的中间层。“本地华人跟官方有关系，拿批文，拿大项目，新侨跟他们赚钱。”一些新侨试图绕过本地华人进入柬埔寨社会，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融入，但是被骗的很多，一些柬埔寨高官收了钱，但不给他们办事。相比新侨的“自上而下”，本地华人“自下而上”的策略与他们在柬埔寨打拼的历程一脉相承，如同在经济上的逐步增殖，他们稳步地编织起一张从底层至上层的关系网络，而这张关系网络依然是新侨融入柬埔寨社会必需的纽带。 在殖民时代，正如施坚雅在对泰国华人社会的研究中指出的，“西方人总是感到没有办法估量当地市场以及跟当地零售商直接打交道，只有很有限而间接的商情资料。每家西方商行都要物色一位华人充当其商行的中介人。他熟识当地市场的情况，还处理西方商行和泰国政府之间的一些日常关系的事务。”而法国统治时期的柬埔寨同样如此，华人将偏远的柬埔寨山区和世界市场联系起来，依靠他们作为中介，才得以实现本地土特产和外来商品之间的交换。“20年断层”之后，联合国军、马来西亚人、台湾人、大陆人，作为外来者，或许他们同样感觉自身和柬埔寨社会之间“隔了一层”，本地华人眼中的“时机”和“商机”恰是使这些外来者得以在当地社会“落地”的中间环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