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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亚民族问题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经济因素 高度的互联互通会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依存度提到历史新高点，同时，也使各国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企业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具体执行者，对于迈向中亚的中国企业来说，对中亚投资环境全面而审慎的认识显得极为重要，要对中亚国家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考察，要对中亚政局稳定性进行评估和防范。 1．政局不稳威胁中国企业投资安全。一国出现政局动荡时，政府几乎短期内失去了管理经济社会风险的能力。这一形势下中国企业经营会遭到不利影响，轻则企业正常经营活动无法维系以至收益下滑或损失财物，重则导致人员伤亡，使企业遭受创伤、投资覆没。2005 年和2010 年两次骚乱中，当地中资商铺最为集中的国英商品城、麦迪纳市场和得力公司、福军光学眼镜公司等中资企业首当其冲遭暴徒洗劫或纵火，在吉尔吉斯斯坦经商的华商店铺及一些中资企业遭受到巨大财产损失。民族宗教冲突、社会动荡平添了企业运营的商业成本，其对基础设施的破坏会直接影响投资者的信心，中国投资者需要投入更多费用用于加强安保，以维持企业正常经营。由于中亚国家政府管理方式落后，部族政治色彩浓重，在体制上存在着人治高于法治的现象，行政和司法部门的权力“寻租”、索贿受贿现象严重，法律多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普遍存在。由此导致企业运行不畅，经营成本加大，使外国直接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 2．中亚经济民族主义影响国家间经济合作。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和民族主义的发展，使得部分地区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而盲目的经济民族主义，也使中亚民众和政府无法正确认识外来投资对发展本国经济的作用和意义。引发的问题则是当外国投资者提出相关项目时，中亚民众会因外来投资者将从中获益而产生反感，而不考虑如没有外来投资，其资源只能是被闲置而不会产生任何效益。当外国公司在中亚各国的经营走上正轨、开始产生利润时，当地民众往往将外国企业视为对本地资源的掠夺者，提出收回相关的企业、资源，或者要求修改业已达成的合同，而不顾外国企业启动项目时前期投入的现实。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领域的不断拓展，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与区域内民族势力、地方势力、部族势力战略利益的碰撞，利益分歧带来的冲突也可能给中国投资带来风险和损失，还会面临因沿线各国政局变动而引起的资金无法收回或被无理取消合作的风险。“一带一路”建设涉及许多基础设施项目，投入量大，而回报期长，其是否盈利以及会面临哪些风险，在投资前都要认真评估。 三、中亚民族问题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安全因素 中亚安全形势仍在可控范围内，但中亚各国内部问题和外部威胁并存，内部安全问题与外部安全挑战交织在一起，面临的挑战不断上升。“由于中亚五国政府的管控能力较弱，中亚及周边地区存在的各种安全风险极易转化为现实的威胁。”近几年，中亚国家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使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在部族政治文化和原有官僚体系结合的政治体制下，中亚国家复杂尖锐的民族宗教矛盾导致恐怖主义活动频发，危及投资者人身财产安全。包括被认为是中亚地区安全“稳定器”的地区大国哈萨克斯坦，近年来社会局部动荡不断，恐怖事件时有发生。此外，中亚国家处在不稳定的地缘政治中心，来自阿富汗等周边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不可小觑，特别是阿富汗毒品流入和过境、极端思想渗透、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回流、恐怖组织招募当地居民等问题，严重威胁着中亚的安全与稳定。中国在中亚的安全利益不仅是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事关“一带一路”建设全局战略利益。 1．“三股势力”威胁“一带一路”建设安全 以恐怖主义为核心的地区“三股势力”的破坏活动是威胁“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安全威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亚国家打击极端组织、防范暴恐事件、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有所提升，安全形势总体保持平稳，但各国在应对各种安全风险及威胁过程中表现出的安全防卫能力和保障能力仍然普遍较低，加之周边安全环境复杂，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恐怖主义威胁仍然比较严重。北约撤离阿富汗后，阿富汗境内的冲突有不断升级的危险，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溢出”趋势不断加强，活跃在阿巴一带的“乌伊运”加速回流中亚，恐怖活动与毒品走私问题也将更加猖獗。中亚和北高加索地区曾是全球恐怖活动高发区。近年来，在地区组织和相关国家共同努力下，当地恐怖活动受到明显打压，但受中东、北非局势以及北约撤离阿富汗影响，该地区安全风险再度上升。受极端宗教势力渗透，包括“哈萨克斯坦虔诚军”“吉尔吉斯伊斯兰运动”“安拉战友”等在内的新兴恐怖组织在中亚不断滋生。值得注意的是，中亚和北高加索地区曾一度成为恐怖分子前往中东参加“圣战”的通道，随着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被击败，一些人员在中东参战或接受恐怖组织训练后又陆续回流，使该地区国家面临的恐怖威胁明显增加。除土库曼斯坦之外，其他中亚四国恐怖主义威胁均处于中等状态。 总的来说，中亚地区涉及的恐怖主义既包括地区的这些因传统的民族、意识形态冲突而发展的传统型恐怖主义，也包括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极端宗教主义式的新型恐怖主义。中亚地区以“乌伊运”“伊扎布特”和“东伊运”为首的“三股势力”不仅通过参与中亚各国政治反对派来搅乱中亚政局，而且还与阿富汗塔利班、“伊斯兰国”“基地”组织、车臣分离主义分子以及中国新疆的“东突”恐怖势力相互勾结、协调行动，活动范围已经遍及整个中亚及广大周边地区。地区内各极端组织出现人员互相交叉、指导思想相互融合、活动分散化、组织碎片化等特点，他们与其他国际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不时地制造恐怖袭击，严重威胁着地区人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也给“一带一路”项目的经济投资收益和基础设施带来安全风险。 “一带一路”倡议意在共同发展、财富共享，实现地区富裕、繁荣和安定，有利于推动中亚各国共同富裕，增强国家之间的相互交流与理解，对于减缓地区内部的民族、历史乃至政治争端大有裨益，有利于实现中亚整体大环境的改善。但是这却极不利于极端组织的发展，容易引起极端势力的敌视。为了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国政府也会加强同中亚各国政府在反对极端势力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挤压“三股势力”的生存空间，而各极端组织为了保持其自身活动的持续性，实行打击现存政权掌握国家权力的目标，可能将袭击对象转而指向“一带一路”建设。2016 年，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使馆遭遇恐袭事件值得引起我们注意。 2．“三股势力”阻碍“一带一路”建设合作 “三股势力”除了可能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现实的安全威胁，对其防范打击还会分散各国政府以及“上合组织”的资源，使得“一带一路”建设难以在短时期内聚集人力、财力，出现工期拉长、进程放缓等问题。极端势力带来国内政局的紧张，会影响到国家实施的对外开放政策。其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中亚民众进行煽动，会导致中亚民族主义和“排华”情绪上升，使“一带一路”的声誉受损，不利于“民心相通”的实现。同时，中亚国家担心恐怖主义分子的外溢，因而严格限制签证，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经济合作和人员、贸易往来。所以，必须对中亚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发展态势予以充分重视。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区域内各国经贸关系的同时，也会受到毒品走私、跨国经济犯罪等跨国犯罪问题的困扰。在毒品走私方面，中亚各极端势力利用毒品走私获取资金，加速了阿富汗毒品危害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散，给中亚地区和中国西部安全带来新的冲击。跨国经济犯罪方面，洗钱、电信诈骗等传统、非传统犯罪形式不断出现，甚至有愈演愈烈的势头，严重影响了各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3． 中亚民族冲突威胁境外中国公民安全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中亚从事经济和商贸活动，在中亚地区经济民族主义抬头的形势下，中国的商品、市场竞争与投资经营活动可能会冲击当地经济生活与生态环境，可能会遭到当地民众的抵制与排斥; 受“双泛”思潮和西方媒体对中国新疆民族问题蓄意歪曲的影响，在有关势力的煽动下，部分中亚民众对中国公民不友好行为可能会增加; 中国公民成为具有政治目的的恐怖组织袭击或绑架目标的可能增加，境外中国公民正在由过去被殃及目标可能成为被针对目标，刑事伤害对境外中国公民带来的威胁日益加大。近年来，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发生的政治动荡和民族冲突中，中国商人的商铺总是首当其冲受到打砸。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均发生过多起针对中资企业员工的人身伤害事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