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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亚民族问题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化因素 文化风险是指由于社会制度、发展水平、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公民和企业同当地居民、企业及政府间发生冲突，造成中国公民和企业安全和财产损失。另一方面，文化风险也指由于受到近年来频频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的鼓噪，一些外宣媒体刻意宣传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使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在与中国交往时增加了疑虑，与相关国家的经贸往来及各项合作受到影响。文化风险还包括开展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国家意识形态、核心价值等文化要素受内部或外部敌对力量的侵蚀、破坏、扭曲和颠覆，对文化主权完整或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1．中亚“大民族主义”和“双泛思潮”威胁地区安全稳定 跨界民族问题是目前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及中国西部地区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西北部地区与中亚国家有9 个主要跨界民族，五国主体民族在我国境内均有分布。中亚五国独立后都有意识地强化和提高了主体民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赋予主体民族特殊的权利，提出了类似“回故乡”等政治口号，号召国外这些民族的人回归自己的故乡，甚至为国外的主体民族居民回归提供各项法律依据和优惠政策。中亚某些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做法以及“大民族主义”的盛行，也对部分中国境内的跨界民族产生影响，使他们的民族意识增强、国家意识削弱，甚至产生离心倾向和分离思想，不利于中国的民族团结和西部地区的安全稳定，会给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民族关系带来消极影响。 中亚五国独立为“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思潮卷土重来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作为传统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中亚有着深厚的伊斯兰教土壤。随着苏联的解体，中亚地区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真空”，以“建立一个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统一的伊斯兰国家”为目标的“泛伊斯兰思潮”随之兴起。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四个以突厥语民族为主体的中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突厥文化是增强国家间身份认同与政治信任的重要支点。在以“突厥民族”合作运动领袖自居的土耳其的宣传鼓噪下，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民族主义者也希冀通过“突厥民族”间的天然联系推动一体化进程，甚至主张组建中亚共同体，在中亚实现各突厥语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盟。中国与中亚不仅有3000 多公里的共同边界，还有人口众多、宗教信仰相同的跨境民族，中亚各国“双泛思潮”的兴起，激起了中国西北边疆地区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分裂国家的妄想，他们以此作为分裂主义的工具和口号，进行分裂国家、扰乱安定政治局面的破坏活动，严重危害着中国西北地区的民族团结和安全与稳定。近年来，中亚各国逐渐认识到“双泛思潮”对现有国家关系和各国主权、领土完整构成的威胁，对其态度与政策已进行调整。但是作为一种思潮，“双泛”在中亚突厥语族民族中已形成的影响力短期内难以消除，仍是影响中亚政治稳定和中国西北部边疆政治安全的重要隐患。 2．民族排他主义传播扩散侵蚀国家关系发展基础 近年来，中亚地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并已扩散至经济领域。中亚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对外各领域合作片面强调本国利益，将经济一体化及能源合作等跨国经济合作视为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威胁”，将外国投资视为“资源攫取”“大国扩张”甚至“经济殖民”; 中亚国家的政治反对派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利用、散布和传播“中国扩张论”“中国威胁论”“地区霸权论”“经济威胁论”“领土诉求论”“水资源威胁论”等论调，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愿景及合作机制等进行歪曲、误读甚至抹黑。经济民族主义的扩散必然会影响中亚各国对外经济政策走向，在一带一路构建过程中，中国要对这一情况提前把握、妥善应对。 虽然地理上山水相邻，但由于中国与中亚民众间交往较少，相互之间缺乏了解。在历史上，由于苏联时期的反华教育和一些势力的有意误导，中亚国家中的一些人对中国仍持有偏见和误解;在舆论上，中亚民众接触更多的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与解读，西方媒体对中国尤其是中国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蓄意误读和扭曲影响了中亚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和看法; 在思想上，“双泛思潮”在中亚的传播，深刻地影响了中亚民众对中国的理解和态度; 在现实上，双方曾经存在的领土边界划定、跨境水资源分配等领域存在一些历史问题，也是中国威胁论产生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差距迅速扩大，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也加大了对中亚地区的投资。与这样一个新兴大国毗邻，深受冷战思维影响的中亚国家难免产生不安，中亚一部分政治精英和民众表现出对中国未来中亚战略的担忧; 中亚国家有些学者常常提及历史上中华帝国对中亚的控制，使得中亚国家对中国产生负面情绪和防备心理，对中亚与中国关系造成消极影响; 中亚国家内部还有部分势力试图通过炒作和鼓吹“中国威胁论”来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类似的负面认知侵蚀着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的基础，以“中国威胁论”为代表的怀疑或猜忌论调是中国与中亚开展“一带一路”合作时潜在不利因素。 3． 民族文化差异因素影响中国企业运营 由于我国在文化、风俗习惯以及民族问题等方面的情况与中亚国家存在差异，因而，企业在海外经营活动中同样面临文化风俗方面的问题与风险。过去，一些企业经营管理方式较为简单粗放，不注重对中亚国家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了解和尊重，对员工缺乏相应的教育和约束，导致我国企业的海外经营干扰所在国宗教信仰活动，由于不尊重当地风俗习惯而遭到所在国居民抗议抵制，甚至与当地民众发生矛盾纠纷、爆发冲突，以及激化所在国民族问题等。一些中国企业在中亚不注重环境保护，很少雇用当地人，没有照顾到当地民众的切身利益，给他们留下了较为负面的印象。比如说，许多中亚民众都认为中国商品都是将廉价低质出口到中亚，中国投资中亚更多的是要攫取资源，而非扶持他们发展本国经济。尽管中方提供了对其非常有利的合作条件，中亚国家也可能因为上述顾虑而选择拒绝合作。虽然近年来中国企业投资中亚时开始注重社会效益，中国政府也加大了对中亚的援助力度，但援助又偏向于重大工程，多数民众很难直接感受到由此带来的好处，使得这些措施的效果并不明显，民众甚至并不知道中国在想方设法帮助中亚一些地区摆脱贫困。此外，中国在中亚国家的宣传工作尚显落后，没有充分研究并契合中亚民众的文化背景、民族心理和思维习惯，形成较为完善的宣传体系和舆论策略，不能有效地通过舆论和宣传增进中亚民众对中国、中国企业和中国人民的了解，消除中亚民众的一些误解和偏见。 总而言之，近年来中亚民族问题总体上“艰难地保持稳定”，因民族问题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较小，但局部性、地方性民族矛盾爆发、民族冲突加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其中，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宗教问题和政局走向仍然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阿富汗问题溢出效应和“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回流对中亚整体安全的影响有限，但不能忽视“三股势力”对“一带一路”建设可能带来的潜在威胁。在与中亚国家政府、企业和民众开展合作过程中，必须对各国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部族传统等予以充分重视和尊重，注意对中亚国家政策变动和经济民族主义情绪及其可能引发的相关风险进行评估和预判。 参考文献: ［1］刘静． 中国海外利益保护海外风险类别与保护手段［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2］李渤． 民族宗教问题与国家安全［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3: 220． ［3］王维然． 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204． ［4］钟飞腾． 对外投资新空间: “一带一路”国别投资价值排行榜［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5］孙力，吴宏伟． 中亚国家发展报告( 2014) ［Ｒ］．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6］张洁．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 2015)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94． ［7］中国信保． 国家风险分析报告: 乌兹别克斯坦投资与经贸风险分析报告［J］． 国际融资， 2010，(7) : 64 － 67． ［8］吕超，娄义鹏等． 当前中亚地区民族问题的特点及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与对策［J］． 贵州民族研究， 2016，(4) : 10 － 17． ［9］许利平． 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 构建与路径［M］． 北京: 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13． ［10］孙力． 中亚国家发展报告(2017) ［Ｒ］．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16． ［11］孙静． 中俄在中亚的共同利益及其实现机制研究［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 91． ［12］王义桅．“一路一带”机遇与挑战［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110． ［13］尚虎平． 一路一带关键词［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72． ［14］柳思思． 中国周边国家文化外交． 中亚卷［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5: 28． ［15］赵垒． 冷战后的中亚局势及对中国战略安全的影响［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41． ［16］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欧亚时代—一带一路研究蓝皮书(2014－2015) ［Ｒ］．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4: 67． ［17］汪金国． 全球文化力量消长与中亚政局变化研究［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0: 2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