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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1878年《圣斯特凡诺条约》（下文简称为“《圣约》”）的签订至1903年奥俄“维也纳计划”的出台作为马其顿问题的起源时段，借助英、法、德、马其顿等多国档案，运用动态的和多层次的视角，全面阐释马其顿问题的缘起及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演化的基本进程，探究马其顿问题与巴尔干局势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重新厘清它是怎样因列强介入而从一个巴尔干地区问题上升为一个影响欧洲全局的问题，以期丰富学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近东地区复杂局势的认知，有助于人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当代国际政治中的马其顿问题。 马其顿民族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在欧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马其顿民众从宗教、语言等方面宣传“马其顿属于马其顿人”的思想。为彰显民族主体性，马其顿民众多次表达希望建立一个独立于希腊宗主教和保加利亚督主教的奥赫里德大主教区的意愿。马其顿民众还尽可能地从各种不同的通行语言中，提炼出一套标准化的对话方式，然后再把所有的通行语言降格为方言，建构出自己需要的民族语言。最后，他们意图在强邻环伺的巴尔干半岛建立属于自己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以免遭邻国的侵吞。 在宣传民族主义的过程中，马其顿民众创建了许多秘密的或合法的集团和协会，其中最重要的是1893年建立的“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下文简称为“内部组织”）和1895年建立的“马其顿最高委员会”（下文简称为“最高委员会”），这些革命组织后来成为领导马其顿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力量。“内部组织”建立伊始，致力于在马其顿各地秘密地构建组织网络、组建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由移民保加利亚的马其顿人创建，建立伊始就积极筹划革命活动，意图实现将马其顿并入保加利亚的目的。“内部组织”与“最高委员会”作为领导马其顿解放运动的主要革命组织，虽然最终目标不同，但是在暴力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争取列强势力干涉方面却存在共同点。革命组织对现有权力框架进行的暴力改造，旨在解放被强制压迫的马其顿人。它们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与寻求提供替代权力结构或制度的民族国家类似。革命组织发动的武装起义是对奥斯曼帝国政府现有权威的一种质疑，它们希望重新界定属于本民族的价值观，使民众随其一起开展武装斗争，吸引列强势力的干涉，共同推动马其顿问题由一个地区性问题升级为全欧性问题。 巴尔干地区大国对马其顿领土的觊觎和矛盾激化 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已经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而是变成了西方的附属国。当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为首的巴尔干国家对马其顿地区提出主权声索时，奥斯曼帝国并未提出强烈反对，更多时候表现出容忍、克制，且乐见基督教国家之间的争斗，因为在其看来，这既是维护帝国稳定的策略，也是避免列强干涉其内政的一种有效措施。 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三国对马其顿的主权声索各有侧重，且利益分歧颇大，从而使马其顿地区形势更加复杂与混乱。 （一）希腊声索。希腊对马其顿地区的主权声索主要侧重于宗教和精神层面，借助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力量，在马其顿民众中宣传希腊民族统一主义的伟大理想，即希望建立一个希腊帝国，恢复希腊在近东地区的影响力。首先，希腊利用其在整个马其顿地区特有的文化优势，成立了许多社团，服务其主权声索。其次，希腊组建武装团体入侵马其顿，与保加利亚及其支持的马其顿组织进行斗争。 （二）保加利亚声索。保加利亚对马其顿地区的主权声索侧重于历史、语言和种族等方面。保加利亚认为，马其顿斯拉夫人在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过程中，早已与自己形成一个整体。保加利亚大力支持督主教在马其顿地区开展宗教与教育活动，从语言的角度论证马其顿人与保加利亚人同属保族。 （三）塞尔维亚声索。塞尔维亚在文化渗透方面明显不如希保两国，很多时候只能以官方干涉的方式对马其顿地区进行争夺,多次通过政府拨款的方式，资助马其顿地区的塞族武装团体。 《圣约》签订之后，希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开始不断地强化在马其顿地区的文化渗透力度，用以证明马其顿人属于本民族，进而为各自的主权声索提供法理依据。三个国家之间的激烈斗争，很多时候演变成直接派遣武装团体进入马其顿进行角逐，这不仅给马其顿多民族的现状增添了不安的因素，而且还成为马其顿革命组织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诱因。三个国家为了谋求利益最大化，纷纷投入列强的怀抱，致使列强有时出于维持巴尔干均势的考虑，不得不关注该地区事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