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可怕的灾难”——“蒙塔古夫人”号事件始末 在运送中国苦力前往拉美的船只中，最早发生海上死亡事件的是1847年1月和3月从厦门出发前往古巴哈瓦那的两艘船只，即西班牙籍船“奥格南多”号(Oquendo)和英籍船“阿及尔公爵”号(Duke of Argyle)，它们分别装运了220人和412人，死亡14人和38人，死亡率分别为6.36％和9.22％。(17)而第一起引起广泛关注的中国出洋苦力海上大规模死亡事件，则是在1850年前往秘鲁的英国船“蒙塔古夫人”号上发生的。 1848年5月，排水量760吨的“蒙塔古夫人”号满载着半岛东方蒸汽邮船公司(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Packet Company)的燃煤从南安普顿出发，前往亚丁。当时负责该船的船长是威尔士(Wells)。六周后，威尔士不幸死亡，大副史密斯(Smith)接替指挥，成为新船长。在亚丁卸下货物后，“蒙塔古夫人”号前往孟买，在那里装载棉花运到广州黄埔。之后在广州、厦门、上海和香港进行大米和食糖贸易运输。在此期间，“蒙塔古夫人”号曾停靠金星门。在那里，船长史密斯与一个名叫摩尔(Mur)的西班牙人来往密切。于是，摩尔租用了“蒙塔古夫人”号，准备运送450名中国苦力到美洲。他以去加利福尼亚淘金为名与中国苦力签署了四年的劳动合同，实际上是要将他们秘密送往秘鲁钦查群岛从事鸟粪装卸劳动。(18) 1850年2月17日，该船从金星门出发，船上有500多人，其中包括446名中国苦力、四五十名英国船员和印度水手以及5名船东的学徒。(19)由于饮用不洁净的水、食用变质鱼，中国苦力中很快出现了恶性痢疾，离港后十天内就有10人死亡。之后，死亡人数急剧增加，甚至一天十几人。4月13日，“蒙塔古夫人”号到达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港口城市霍巴特。此时，已有约200名中国苦力、4名水手和二副死亡。停靠霍巴特期间，该船被部分隔离，中国苦力不允许上岸。当地政府派医生检查了船上饮用水和供应品，提出一些改善中国苦力生存条件的意见。同时，船上补充了食品和饮用水，但补充的大部分饮用水仍装在没有清洗的水桶中。在此期间，又有5名中国苦力和3名船员死亡，另有1名船员被留在当地医院。 在停留了17天后，“蒙塔古夫人”号离开霍巴特。6月27日，该船抵达秘鲁港口城市卡亚俄。卡亚俄省省长到船上视察，随即船上人员被送到洛伦佐岛(Island of Lorenzo)隔离。中国苦力原以为要去加利福尼亚，现在他们发现被骗了，于是发生了暴动。史密斯船长向英国“无畏”号海军舰求救，暴动被平息。7月9日，“蒙塔古夫人”号船上人员的隔离解除。中国苦力被转移到“路易莎”号(Louisa)上，并被送到钦查群岛——他们的真实目的地。 7月13日，史密斯在给船东的信上简要报告了航行中发生的事情。他说，船只在离开中国后不久，痢疾就开始在中国苦力中爆发，最终有274人被夺去了生命。(20)1851年2月，“蒙塔古夫人”号回到香港。史密斯船长职务被船东从英国派来的肖乐(Le Shaw)代替。之后，“蒙塔古夫人”号在新加坡和印度港口城市马德拉斯停靠，装载食糖和牛角，然后绕过好望角回到英国。(21)史密斯则随另一艘船回到伦敦。(22) 1852年5月10日，“蒙塔古夫人”号返回伦敦。(23)因从南安普顿随船出海的36名船员中只有不到半打的人回到英国(其中3名是南安普顿本地人，他们随船回了家)，(24)船上发生死亡灾难的消息陆续传出。5月29日，海员登记办公室致信贸易局，信中说“蒙塔古夫人”号船长留下了24名死亡船员的亲友表，表内死亡原因注明为“发现死在床上”，这些船员本应在1850年3月18日至7月1日合同期满。海员登记办公室认为，这是一起不同寻常的事件，着手进行调查是合符人心的。(25)贸易局将之提交警察局调查。伦敦泰晤士警察分局随即派出专员调查“蒙塔古夫人”号上中国苦力和船员死亡情况，并于6月11日和21日向内政部提交了两份调查报告。报告认为，在这趟死亡之旅中，瘟疫是造成灾难的直接原因。而导致瘟疫产生与流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淤泥压舱物的瘴气、供应物资变质与短缺、船只拥挤且不通风、病人缺乏药物和照料，以及受到虐待等。(26)在警察局的两份调查报告公布后不久，就有人建议，总检察长和副总检察长向内政大臣沃波尔(Spencer Horatio Walpole)提出，评估报告中的证据是否足以控告史密斯船长过失杀人，但两人认为这一指控证据不足。(27) 与此同时，贸易局发现该船船东将一大笔不同寻常的“死人钱”(dead men's money)打入商船海员基金(the Merchant Seamen's Fund)。他们调取该船的航海日志，发现从金星门前往秘鲁卡亚俄途中的大规模死亡现象。(28)另外，一名来自南安普顿的学徒，他的朋友们由于他所经历的可怕事件，想取消期限未满的合同，但被船东拒绝。他要么继续上船履行合同，要么由他父亲支付20镑的罚金，但他无力负担罚金。他的母亲说服船东取消了合同。这也使政府了解到“蒙塔古夫人”号死亡事件的部分详情。(29)在中国苦力及船员死亡事件发生两年后，这一灾难性事件终于引起英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英国舆论也一片哗然，伦敦《泰晤士报》、《每日新闻报》、《约克导报》、《自由人日报》、《北德文报》等媒体纷纷报道，甚至医学杂志《柳叶刀》也刊登了这一消息。它们都使用了“可怕的”、“恐怖的”、“令人震惊的”、“史无前例的”、“应受谴责的”等词语来描述这起事件。(30)随着调查的深入和媒体的广泛报道，这起事件才得以曝光。 1854年6月，贸易局官员法勒(Farrer)收到一份来自伦敦码头海员之家牧师的声明。从声明看，“蒙塔古夫人”号船难，除了责任疏忽外，似可控告史密斯船长涉嫌过失杀人。因为现有人作证指控船长蓄意将极为糟糕的食物分配给中国苦力。6月10日，法勒去信内政部，说明这一情况，并告之海员之家一位刚离开“蒙塔古夫人”号的船员准备说出这一事实；同时转达贸易委员会的意见，建议内政部重新考虑此案。(31)17日，上议院贸易委员会再次致信内政部，指出如果检察官有充分证据，应该对史密斯船长进行指控。(32)与此同时，贸易局和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密切关注这位证人——“蒙塔古夫人”号的学徒、来自布莱顿的霍斯克罗夫特(William Hoscroft，即哈斯克罗夫特Huscroft，英国《自由人日报》写作Oscroft)的行踪，发现他已经登上“约书亚”号(Joshua)，于12日离开伦敦，在南安普顿短暂停留后，21日前往澳大利亚。(33)虽然大都会警察局确认史密斯船长在利物浦，可以随时找到他，但可能是因为未及时阻止证人离境，笔者没有发现此案开庭审判的相关报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