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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援助、国际组织与人类学的参与 人类学家进入到国际组织中工作，与社会历史情境、工业发展等具体原因有关。二战后期，资本主义阵营的惨淡情况使得西方国家开始考虑如何面对战后集体安全和经济重建方面的挑战。这种顾虑的结果是1944年布灵顿森林协议的出台。这个协议规划了战后重建和集体安全方面的框架，直接催生了两个巨型国际组织——国际货币组织(IMF)与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IBRD)，后来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扩展成为世界银行(WB)。毫无疑问，布灵顿森林协议的框架对西方国家的重建产生了巨大影响。透过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大量援助资金流到受战乱影响的西欧国家，使其经济迅速得以重建。通过这种援助，布灵顿森林协议框架还推广了一种影响极为广泛的经济发展理念，即快速的重建和经济增长。 至今，与“发展工业”相关的国际组织框架，远远不止从原有的布灵顿森林协议框架发展起来的国际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而是有了飞跃式拓展，至少可分为四个群体:一是多边协议组织。这种政府间组织并不对政府的权威提出挑战，而是发挥协调共同行动的作用。联合国发展计划(UNDP)、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等比较重要的多边协议组织对发展工业提供重要支持。二是双边协议组织。几乎所有主要工业国家都与其他国家签订了至少一个与发展相关的双边协议。比如美国国际发展部(USAID)就代表美国和众多的国家签订了关于社会发展方面的双边协议。三是非政府组织。这种组织是由民间发起的、不以盈利为目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发展事务问题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四是私人顾问公司。目前，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私人顾问公司，他们中也有一部分关注或专注于发展事务，主要提供发展事务所需的各种技术协助。 在对发展工业的参与中，国际组织一般采用项目的方式进行运作。项目管理采用的是基于系统论和信息论而构建的项目管理办法，采用流程化的操作模式，并强调多个学科专家的团队合作。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项目的标准操作流程一般是:(见图1) 以美国为例，由于对战前及殖民时期人类学角色的反思，以及战后重建提供的大量高校就业机会，人类学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于应用研究的热情不高。人类学界总体的态度还是倾向于纯粹学术的研究。越南战争更是使得人类学家普遍拒绝接受政府资助的各种研究。当然，这个时段也不是完全没有应用人类学作品及应用个案。福克斯项目与维克斯项目就非常出色。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局面才有了较大的改观。其中，1969年的《国家环境法》，1973年的《外国援助法》和1974年的《社区发展法》的颁布更是为人类学家参与应用事务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社会环境。随后，应用人类学迅速发展。1980年，美国人类学家协会的全体会员中，1/4的会员是专职的应用人类学家，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在国际组织中工作。 众多人类学家对所参与和应用的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发展工业和国际组织的运作模式。人类学以当地文化为导向的基本态度、对于发展工业的批判和对“依附理论”的研究、与其他的学科的通力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傲慢的发展工业对第三世界援助的基本态度，即从傲慢的快速经济增长的理念中摆脱出来，开始渐渐考虑基于当地综合发展的可能性。人类学提供的他者视角以及对于现实清晰而敏锐的感知，实际上弥合了政策、计划、项目和实际操作之间的差距。人类学在国际组织实践领域中的主要影响如下所述。 首先是研究。人类学家为国际组织的实践事务完成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开发出了创造性的方法论。在过去几十年中，人类学家获得了来自各个国际组织的大量研究性项目，并且出版了大量有影响力的作品。在这些项目中，人类学家的发现为许多政策和项目的设定提供了依据。而人类学在其中发展起来的参与式快速评估方法①，更是改变了国际组织整个项目组织与操作的理念和流程。其次是领导。人类学家在许多国际组织项目中担任领导角色，和其他专家一起在实践领域紧密合作。比如人类学家、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一起工作，共同推动关于扶贫问题及其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再次是评估。人类学家往往能够指明一些政策和项目对假定受益人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起初，人类学家比较局限于项目执行之前的评估和后期的效果评价上，近30年来，人类学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整个项目周期的各个环节中。最后是提供地方性知识和当地视角。这也许是人类学最重要和最本质的工作。同时，一种理念逐渐被广泛地接受了在项目规划和设计中，采用受益人视角对项目成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学家能够发掘当地技能、知识、经验、专长的宝库，并能展示这些资源被有效地利用到项目和行动中去的各种可能性。  图1项目流程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