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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2016年的《广西贫困区农村扶贫试点示范项目》主要位于广西西部、云南－广西岩溶地区。通过数据统计与走访调查，我们发现选定的10个示范县都极其贫困，缺乏自然资源，用水与水管理困难，农田的可用性也很差。而且这些贫困农村人口90%是少数民族。因而评估小组在制定少数民族发展框架(EMDF)时，评估小组特别考虑了散居与杂居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在提出旅游发展建议时特别注意了民族文化的影响。在毛南族地区，通过对当地居民的广泛咨询与走访，评估小组访谈了当地女性。她们大多受教育水平不高，在家庭分工上，她们除了要参与田间劳作外，还要承担所有家务和照顾小孩。所以项目特别注意考虑为妇女提供平等的机会加入到合作社中，并对她们进行专门的农艺师培训。 第三，其他工作。除了最为常见的社会评估工作，人类学也开始从事世界银行的专项研究与政策制定工作。这种纵深的发展显示了人类学和世界银行在中国国内的合作越来越紧密。 案例三:在中国的农业科技推广项目中，世界银行考虑到中国的“公司+农户”方式下，分散的农户因资金与技术不足，在与企业谈判与合作时的劣势地位可能无法从项目中获利，因而委托笔者进行专项应对研究。通过对中国专业农业协会发展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以及在项目目标省区的实地调查，项目人员发现目前阶段现有的农民专业协会分为领办型、依托型、自办型和虚假性四种，其中，自办型既是农民专业协会的发展方向，也最符合世界银行在项目推广中的要求。通过对这种情况的仔细分析，笔者提交了《关于推动农民专业合作协会发展的合作书》，鼓励当地发展自办型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给出了详细的步骤和策略建议。 五、余论 人类学在应用领域的实践经历了一个起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学逐渐克服自身知识结构的避世倾向，抵御外界的种种偏见，逐渐打破纯学术研究的局限，积极参与以往非常谨慎的地方“变迁”过程中。同时，在循序渐进的探索中，人类学家逐渐扩大了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投身全球事务治理。虽然二者的合作花费了很长时间来弥合双方在基本观点与知识体系之间的差距。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类学和国际组织合作的发展过程非常清楚地展现了二者合作的成效。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人类学参与式理念实践业已趋向成熟。人类学和世界银行的合作可以看作是人类学与国际组织的一个标准案例。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人类学对世界银行的发展理念、政策及项目操作程序的改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人类学与世界银行的成功合作经验也为人类学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提供了参考与借鉴。最后，人类学对国际组织的参与是一个双向交互作用的过程。一方面国际组织为人类学家的实践提供了舞台;另一方面人类学凭借其独特的理论视野与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组织对“发展”的理解，并在具体的操作领域使国际组织的目标得以更加有效地实施。 阅读原文请点击： 人类学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世界银行为例.pdf 原文载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