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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面深化改革”为西部乡村治理动力提供动力引领 “四个全面”是治国理政的大系统，其中“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之维。习近平同志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根本在于深化改革，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改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动力，深化西部乡村各项改革是必然之举。 (一)深入推进西部乡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是现阶段我国经济领域的战略抓手，其目的在于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相关要素的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最近两年，在西部乡村，“玉米、小麦和水稻等主粮受国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增产不增收，价格下跌明显，而大豆等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与大豆、蔬菜和水果等经济作物的收益相比较，主粮的收益率逐渐降低。基于上述分析，在西部乡村，调整种植结构势在必行，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根据市场需求，逐渐增加蔬菜和水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猪、鸡、鱼等养殖结构也需要遵循市场导向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西部乡村的农业发展模式应从传统走向现代，“在尊重农民意愿基础上，不拘一格推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按股份制、合作经营的方式，……要鼓励发展规模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服务业，推进生产、加工、物流、营销等一体化发展，延伸价值链。”这是西部乡村农业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在西南乡村打掉田埂，适当扩大种植规模，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扶持农村电商，推进企业+政府+合作社的合作治理模式，以科技为支撑，走“内涵式”现代农业发展道路。根据李嘉图比较优势成本理论和东部乡村“一村一品”的成功实践，应大力推进西部乡村特色农业建设。 “实现农村土地‘三权’分置，这是农村改革又一次重大制度创新。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顺应了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这为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加快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条件。”确权分置是西部乡村土地有序流转的前提，有助于改变西南地区乡村土地碎片化的困境。“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主要来源是返乡农民工阶层、返乡大学生群体和返乡转业军人群体，其中，返乡农民工有资金、市场意识和技术，在政策的扶持下，较容易成长为“新型职业农民”的主体。 “检验农村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没有。”逐渐增强农民的“获得感”是西部乡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这是我们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对“共建共享理念”的践履。 (二)深入推进西部乡村民主政治改革 当下西部乡村治理模式正在从传统控制型向现代治理型变迁，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明显进步，但是还存在若干问题:其一，西部乡村政府在推行“政务公开”和“财务公开”等方面还存在严重问题。其二“村民代表”不能有效代表村民的利益述求，建立在“票决民主”基础上的村民自治机制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三，西部乡村还存在村党支部书记在村公共事务决策中以“独断”代替“民主”的不良行为。由于西部乡村“空心化”和“三留守”(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乡村人才流失严重。村级权力机构运行的四套班子(村党委、村民代表大会、村委会和村监委)，人员多为兼职，加之代议制民主具有精英政治的特征，普通村民参与度较低，导致西部乡村民主“虚悬”。普通群众因缺乏有效政治参与渠道而表现出“政治冷漠”，部分乡村干部垄断公共决策，形成事实上的“独断”。 西部乡村应该深入推进民主政治改革。引进协商民主，对接现有的选举民主，二者的衔接互补是一个有益的尝试。现有协商民主比较典型的是“温岭民主恳谈会”和“成都村民议事会”，前者兴起于2003年比较发达的东部乡村，其协商议事制度具有原创性，后者兴起于2008年统筹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西部乡村，二者的成功经验可以为西部乡村深化民主政治改革提供镜鉴:一是西部乡村党委和政府要承担主体责任，从组织、保障和制度供给等维度来推进协商民主机制建设;二是相关领域(法治、财经和政治学等)的专家应该积极参与各项制度建设和适当培训参加协商议事的村民;三是体制外的协商议事应该与体制内的乡镇人大和村民代表大会对接;四是通过“建章立制”逐渐推进协商议事程序的法制化。西部乡村民主运行机制改革应该是“增量民主”，逐渐增加乡村居民在公共事务决策中的参与权。 (三)深入推进西部乡村文化体制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基本特点就是全面性，深入推进西部乡村文化体制改革为其中重要一环。现阶段西部乡村文化教育体系还存在若干问题:其一，天价彩礼导致因婚致贫。“在彩礼上涨的区域里，西部地区彩礼高于东部和南部地区，贫困山区彩礼高于城郊村。”在西部乡村，彩礼、婚房和置办酒席等，一套完整的程序走完，基本在30万－50万之间，导致若干家庭“因婚致贫”。其二，色情出版物与迷信。新时期，城市逐渐加强对淫秽色情出版物的打击力度，文化市场整顿效果较为明显，而在西部乡村，由于执法力量较弱和地方偏远，逐渐成为淫秽色情出版物“最后的庇护所”，对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农村地域广阔，大量留守少年儿童缺乏有效监护且自身甄别能力差的现状。这令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这些问题的背后都存在深刻的经济社会原因。首先是西部乡村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从理性选择理论出发，西部乡村精英通过读书、务工和经商等路径，逐渐流向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或东部乡村，西部乡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成为“人口净输出之地”;其次是迷信等传统糟粕文化的强大惯性，西部乡村是“迷信”的“最后庇护所”，这一现象与经济落后、乡村警力不足和教育凋敝有必然联系;再次，市场经济的消极后果。根据默顿的“参照群体”理论，主体的生活方式取决于自己所处的参照系，已经卷入市场经济的村民，特别是年轻人，以市民作为参照物，虽然没有市民的收入，但在住房、出行工具、服饰和手机等方面的选用，积极向市民看齐，这是西部乡村天价彩礼和攀比之风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深化西部乡村文化体系改革的路径。首先，发展西部乡村经济是基础，文化属于上层建筑，西部乡村要建立现代文化体系，必须首先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前文所述西部乡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着眼于此;其次，针对西部乡村“淫秽色情出版物”和“迷信”等问题，当地中小学要加强干预机制和引导机制建设，公检法司等部门加强监管和打击力度;再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以优秀传统文化(如农耕文明中的淳朴乡风)和现代文明建构西部乡村的良风美俗，比如政府引导制定村规乡约，支持红白理事会等非政府组织开展工作，“积极提倡简约定亲，引导广大青年反对索要‘天价’彩礼，树立‘不要车，不要房，自己家业自己创’的新型婚恋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