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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面从严治党”为西部乡村治理提供组织引领 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当前，西部乡村两级党员干部的素质不高、治理能力不强和“绳贪”已经成为阻碍西部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甚至会导致“治理失灵”。在西部乡村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有助于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三农”工作队伍。 (一)西部乡村党员干部“微腐败”和治理能力缺失 “我们当前主要的挑战还是党的领导弱化和组织纪律涣散、纪律松弛”其突出表现就是“西部乡村部分党员干部的贪腐”，例如“2017年重庆潼南区一村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在该村种粮直补、危旧房改造和产业发展等工程中，谋取私利，严重触犯党纪国法。”“西部乡村干部贪腐”的主要原因:其一，监管缺位，西部乡村部分党员干部在上级政府拨付的“惠农资金”使用过程中，利用“公权力”设租和寻租;其二，经济能人和村干部身份重叠，经济能人通过村民选举成为村干部，村干部利用公权力，演变为经济能人;其三，由于乡村集体经济的缺乏和财政收支的“窘迫”，还存在乡村党员干部挪用公款，擅自改变“扶贫”等专项资金用途等问题。 西部乡村党员干部“治理能力不足”的表征和原因如下:一是西部乡村党组织“弱”。部分党组织领导班子存在任期较长(超过10年)，年龄老化(50岁所占比例较大)，以处理党务和行政事务为主的培训机会稀缺，导致西部乡村部分党组织整体素质偏弱等问题;二是西部乡村部分党员“散”，依据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西部乡村成为“人口净输出”之地，其中也包括若干党员，“乡村大部分青壮年和有较高文化的党员外出打工，难以联系，长期‘游离’在组织之外”，部分党支部不能正常开展“三会一课”，导致乡村党员管理监督“散”;三是西部乡村精英党员“缺”，一方面是“近3年，共为艰苦偏远的县、乡两级考试录用了公务员2687名。录用到偏远乡镇不去报到，或者到岗位后两三个月就辞职不干的就有17人。”另一方面是缺少“村域经济”，村干部收入偏低，部分优秀的年轻党员宁愿外出务工，也不愿意担任村干部。综上所述，西部乡村部分党组织在带领群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存在“治理能力缺失”的困境。 (二)提升西部乡村党员干部“治理能力”的路径 结合西部乡村的运行逻辑，本文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提升其“治理能力”: 首先是推进“清单管理模式”。它是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效率政府”的有效模式。在西部乡村深入推进“清单管理模式”:一是厘清“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关系，2016年12月，广西以“一表两单”的形式实现“两单融合”，这是一个好的尝试，在某种程度上，“权力清单”就是“责任清单”;二是应明确西部乡村两级推进“清单管理模式”的目标，即“以打造行政权力运行的责任链条为主线，以实现‘权责相一致、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为目标。”即在西部乡村打造“责任政府”;三是清单内容要具有可操作性，坚持“权责法定”，对每一项权力和每一项责任事项，都应该在清单中标注它的法律依据，对于西部乡村存在的部分党员干部“滥用权力”和“不作为”的行为，监管部门和大众媒体要依据清单“强化监管”和“追究责任”。 其次，加强西部乡村学习型政党建设。学习型政党以人的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宗旨，其实质是一种现代性体现在组织发展方面的建党模式。彼得·圣吉指出“透过学习，我们重新创造自我……组织为适应与生存而学习。”西部乡村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路径:一是利用好“三会一课”这个平台，组织乡村党员学习党章、系列讲话和党内条例等，这些是规定动作;二是较为系统的短期培训，包括党校系统、民族干部学院的培训和高校的专业培训，此为自选动作。培训内容应结合西部乡村面临的中心工作，如农村电商、电子政务、农业科技和行政法规等;三是党员自学，个人学习与组织学习相辅相成，西部乡村党组织应加强引导和监管，让党员学习成为一种内在需求。 再次，优化西部乡村两级的激励机制。一是“晋升激励”。乡镇公务员和村两委干部都面临“晋升天花板”，“职务与职级双通道”以及中央和省市政府的“公务员遴选”是可行的解决方案。鉴于西部乡村“人才缺乏”现状，应该在机制设计上，采用“绿色通道”选拔部分优秀的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大学生村官成为乡镇公务员;二是“薪酬激励”。由于西部县级财政薄弱，导致乡村两级党员干部的收入偏低。可依据“逐步形成‘越往基层、越是艰苦，地位待遇越高’的激励机制”这一理念，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设立专项资金，逐渐提升西部乡村党员干部的“薪酬”，为他们全身心投入西部乡村治理提供物质保障。 (三)培育优秀乡党委书记和村第一书记 “郡县安，天下治”是我国政治的传统，在西部乡村治理的语境下，可以说“乡村治，西部安”。我党历来重视西部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干部离群众最近，群众看我们党，首先看基层干部。”“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在西部乡村，应该抓党员干部中的“关键少数”，即乡党委书记和村党支部书记，分别是乡、村两级党组织的“第一责任人”。关于优秀乡党委书记和村第一书记的标准，习近平同志指出，“一要做政治的明白人;二要做发展的开路人;三要做群众的贴心人;四要做班子的带头人。要以受到表彰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为榜样，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努力成为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部。” 培育优秀乡党委书记的路径:其一，严把“进口关”，以较高的标准选拔乡党委书记，或提拔当地优秀乡长，或从市县机关“空降”;其二，高质量的“培训”，可以参照中央党校对优秀县委书记的培训模式，通过省委党校对部分优秀乡党委书记进行短期高质量培训，或选拔优秀乡党委书记到省内著名高校进行管理、法律和经济等方面的专业培训;其三，以“清单管理模式”加强对乡党委书记的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促进乡党委书记规范用权，积极主动的承担起乡村治理(包括精准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第一责任人的重任;其四，优化对乡党委书记的激励机制，中央对优秀县委书记进行重点培养，部分优秀县委书记被破格提拔，五年之内成长为副部级干部，这一示范值得我们借鉴。在西部乡村治理的场域中，重点培养优秀乡党委书记，给予其更大的发展平台，云南“80后”优秀基层干部李忠凯于2019年被提拔为县政协副主席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与此同时，在市县财政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建立乡党委书记薪酬正常增长机制。 关于“村第一书记”的选派，在江苏如皋“‘第一书记’所任职的村，大多是班子软弱、经济薄弱、基础脆弱的‘三弱’村……第一书记任职后，发展种植、养殖、加工、销售各类大户;调整产业结构，强化招商引资，培育‘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借鉴东部“村第一书记”的经验，在西部乡村治理的进程中，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进“村第一书记”工作:一是市县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在西部乡村，“三弱村”比例较大，为了按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该加大“村第一书记”下村的力度;二是“村第一书记”的质量保证，《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提供了政策依据，人选应该是市县机关中的优秀公务员，同时热爱农村工作，开拓创新意识强，特别是市场意识强;三是“村第一书记”的主要任务，从严治理村党支部、推进西部乡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一村一品”特色农业，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等;四是“村第一书记”激励机制的优化，借鉴优秀乡党委会书记的激励机制，优秀“村第一书记”在挂职结束后，在晋升和薪酬激励等方面应该进行“政策性倾斜”。 五、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均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二者在微观层面的结合就是西部乡村治理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十三五时期西部乡村的共识性目标，近郊村和资源村应该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普通村和贫困村应该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二者的实现层次有所区别。全面深化改革是西部乡村协调发展的动力，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工具是最根本的标志，必须大力推动西部乡村的现代农业，推进西部乡村从半机械化走向机械化。全面依法治国，推进“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其中“法治”是基础，以国家法为基础，改造乡规民约，使之成为契合新时代西部乡村治理的民间法，“法不必深刻，贵在执行”，必须在西部乡村增加警力布局、用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法律宣讲和推进法律援助进乡村，改变“法治薄弱”的困境。 全面从严治党，在西部乡村的语境下，应该是有效提升西部乡村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乡村精英的流失、“三弱村”和村域经济缺失的三期叠加，通过“外引内培”来打造一支有战斗力的乡村党员干部队伍至关重要。上述举措之间的协调发展需要久久为功，才可能实现西部乡村“善治”，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