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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兰:从“锦标主义”到“中华民族一家亲”——全国民族运动会价值观的嬗变(2)

http://www.newdu.com 2019-09-19 《体育学刊》2019年第4期 王兰 参加讨论

    夺取奖牌是锦标主义的典型特征。前7届全国民族运动会设置奖牌榜,前8届设置金、银、铜牌。这促使运动员们争金夺银,金牌、奖牌数目成为评价各代表队工作成绩的硬性指标。即便第9届运动会改革了奖励办法,以一、二、三等奖取代了金、银、铜牌的奖励体系,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锦标意识仍很浓厚。新疆在备战第9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时,“自治区体育局坚定不移的彰显发挥优势,争金夺银,为新疆各族人民争光的目标”。同样在此次运动会的秋千项目中,长期雄踞霸主地位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与一等奖失之交臂,仅获得了4个二等奖。于是,延边州相关部门决定加大对2011年6月公布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保护和发展朝鲜族传统体育条例》的宣传力度,条例明确指出了对省级、国家级少数民族运动会上取得一、二、三等奖的运动员、教练员给予升学和考公务员等一系列奖励。这固然有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意愿,但更多还是受锦标主义的影响。
    2)锦标化的弊病。
    一方面,锦标主义价值观的金牌至上思想严重影响全国民族运动会的发展。每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开赛前,各参赛省份“财政拨一笔款,体委民委出一些人,到专业队伍拉一批夫,训练一段时间,组建一个草台班子,为金牌一战”。另外,民族身份“枪手”众多。由于前9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基本上都要求参赛的一定为少数民族,在追金夺银利益驱使下,出现众多少数民族选手被拉来当“枪手”的现象。在贵州举行的第9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前,就发现并清理冒充少数民族等弄虚作假的运动员数百人。
    另一方面,锦标主义价值观下对民族体育的“现代化改造”,不利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诸如传统的抢花炮由斗智斗勇的民族体育项目变成真正的“橄榄球”,失去了固有价值,观众也少之又少。又如,第7 届全国民族运动会马术比赛后,出现牧民着急卖马的窘境。此届马术竞赛规则规定“赛马必须是中国出生的非英纯血马和非阿拉伯马”,而专业队的优良杂交半血马并没有被排除在外,这些马包揽了速度赛马短距离金牌。当“专业马”影响到牧民赢取奖金时,牧民会选择退出,转而参与走马和长距离赛马,那么速度赛马有可能会在民间萎缩。
    总之,在奥运情结、锦标主义和金牌主义影响下,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价值观与办会初衷背道而驰。职业运动员成为赛场主角,民间选手展示空间越来越小,严重挫伤了广大少数民族运动员的积极性。全国民族运动会想要健康发展,必须剔除锦标主义的不利影响,回归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初心”,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1.2 锦标符号“在地化”
    锦标主义作为西方体育传入中国的附属品,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文化自觉的影响及时代重心的转移,必须自觉做出适应和服务社会的调整,进行“在地化”调适,成为推动体育发展的激励手段,成为人们身心和谐发展的优势资源锦标主义的“在地化”,就是锦标符号的本土化、中国化过程,是将锦标主义符号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反对盲目全盘吸收锦标主义影响下的赛制和模式,以此适应地方需要的过程。
    1)奖励规则和奖牌设计本土化。
    为淡化金牌意识和锦标意识,第8届全国民族运动会规定“各竞赛项目录取前8名,前3名获金、银、铜牌,第4-8名获名次奖的同时,也享有跟第3名一样的铜牌并一起上台领奖。”该届运动会还不设“金牌榜”,注重和谐和友谊的表现,被誉为“最温和、最有人情味的运动会”。第9届运动会继续改革奖励规则,“将竞赛表演项目金、银、铜牌的奖励体系,改为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4名的奖励体系,以扩大奖励面,突出参与性”。另外,此次运动会的奖牌也不再使用传统意识上的奖牌形状,而是“第一次设计并制作了具有贵州民族特色的‘牛角状’奖牌,将‘贵州少数民族元素’完美地结合到民运会之中”。这也是锦标符号本土化的重要标志。
    2)会徽设计民族化。
    第8-11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会徽在设计理念上发生显著变化,符号“所指”图案以民族文化符号替代跑道、运动员、火炬等锦标符号,在“能指”意涵上着重传递和表征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从图6-9可见,第8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会徽看上去像是一条飞舞的龙。第9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会徽由5 支不同颜色的牛角组成的字母“G”或数字“9”。第10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会徽以阿拉伯数字“10”与飞奔的骏马形象相结合为造型。第11届会徽主体看上去像汉字的“中”,主体图形由腾飞向上的龙、凤构成。在这4个会徽再未出现现代西方体育符号或锦标符号。锦标符号逐渐淡出全国民族运动会会徽设计。

 
    
    
    另外,虽然三环会旗与奥运五环相似,但它蕴含着我国民族运动会的发展历程和民族精神,承载着我国各民族团聚统一、不断探索的历史,同时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效图像,是锦标主义和奥运精神的民族化呈现。
    3)火炬传递中国化。
    火炬是奥运会的典型符号。火种代表希望、和平和团结,通过传递更能激发民众的体育情节、树立民族自豪感。火炬传递在全国民族运动会中不断被中国化创新式使用。第6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圣火火种采集于珠穆朗玛峰,被称为“中华民族圣火”。当时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说:“圣火的采集,象征着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追求光明的精神;圣火的交接,喻示着北京与拉萨、内地与边疆各族群众心连心、休戚与共的兄弟情谊。”在第10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上,第一次实行火炬网上传递与实地传递相结合的方式,吸引更多民众参与进来,加速火炬的中国化、民族化和现代化。
    4)媒体话语淡化锦标。
    “媒体对于所报道事件的选择性,虽不能直接左右大众对这一事件的判断,但却能决定大众对事件的关注度”。从《人民日报》对全国民族运动会的报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淡化锦标意识的倾向。第5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中,《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家体委关于淡化金牌意识的发言。《人民日报》针对第8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不设奖牌榜的行为,提出这是在培养“‘奥林匹克之外中国人自己的体育精神’——一种更加富有人文精神的体育传统。它关注审美性、共娱性、参与性;不重竞技亦不重胜负。无论输赢,都被看作是对人生经验的磨砺,对社群生活的热爱,对人格完善的促进”。《人民日报》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作为展现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舞台,是党和政府政策的展演场,记录中国社会的变化。从它关于全国民族运动会的报道看出,国家强调淡化锦标意识的要求,并由上而下地影响全国民众的体育价值观。在锦标主义价值观逐渐淡化的同时,另一种价值观却在全国民族运动会中得到加强,即“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内化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心理认同,有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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