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强烈反对原生主义，认为民族主义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结果。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发明，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世俗主义和现代官僚国家出现等特定现代进程的产物。作为一种主流的民族主义理论范式，现代主义阵营庞大，理论视角各异。 1．经济视角 20 世纪70 年代，一些学者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分析民族主义的经济视角。汤姆·奈恩( TomNairn) 的不平衡发展理论认为，只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不平衡的破坏和矛盾性影响上，才有可能理解民族主义。资本主义虽然使人类连成一体，但代价却是显著的不平衡和巨大的对立，引发了社会政治分裂的进程。民族主义并非政治变革的工具，而是由不均衡发展的逻辑所强加的: 民族主义运动既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冷酷需要”，也是民众反资本主义愿望的主要工具，以及边缘国家抵御核心国家的一种方式。因此，民族主义的真正起源“不是在民间，不是在个人对某种整体性或认同的被压抑的激情中，而是在世界政治经济的机器中”。总之，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加速植入的社会历史代价。 迈克尔·赫克特( Michael Hechter) 的内部殖民主义理论建立在他对英国“凯尔特边缘”的分析基础上。他将核心和边缘的依附理论应用于英国不平等的工业化模式，展示了英国工业中心如何转移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财富与资源。其结果是出现了“文化分工”，即形成了一种按族群划分的劳动力市场: 英格兰人占据主导行业，将少数族群降为从属性行业，这种分层体系造成重叠的阶级和族群分裂。少数族群精英将这些结构性关系转化为抗争政治，而强调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是民族主义政治动员策略的一个关键因素。族群民族主义的出现被认为是对一种被感知到的依赖和剥削状况的回应。然而族群民族主义并非完全是对经济依赖的客观情境的直接反应，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等民族主义运动即是明显的反例。 2．社会/文化视角 一些学者强调社会或文化转型在理解民族主义中的重要性。比如，米洛斯拉夫·赫鲁奇( MiroslavHroch) 把民族的形成与更大的社会转型进程联系起来，认为民族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在三大历史时期的不均衡传播而形成的: 专制主义的衰落和资产阶级革命; 资本主义的胜利及其早期发展;全球一体化的兴起和发达资本主义。赫鲁奇是第一位在一个系统的比较框架下对民族主义运动进行定量社会历史分析的学者。他对七个无国家民族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的社会和领土构成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在文化层面上，每个民族主义运动都经历了三个阶段: A 阶段( 学术兴趣时期) 、B 阶段( 爱国鼓动时期) 和C 阶段( 大规模民族运动的兴起) 。这种分期有助于在民族运动之间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欧内斯特·盖尔纳( Ernest Gellner) 认为，民族主义是工业社会不可避免的结果，新兴工业社会促进社会流动性和竞争，这不可避免地需要一种由民族主义提供的新的文化凝聚力来源。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而不是反过来。民族主义只能在工业化的影响、新创造的产业分层中阶级之间的竞争以及语言和教育的融合效应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工业化进程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并使文化因素处于首要地位。一个人的认同不再是根据他的社会关系来定义的，而是根据他的文化来定义的。如果这些文化差异与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不均衡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分层系统( 阶级系统) 相重叠，文化上流离失所的知识分子与过度剥削的无产阶级之间的不稳定联盟可能导致国家分裂。 3．政治视角 政治视角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强调国家在民族主义和民族运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约翰·布卢伊利( John Breuilly) 承认中世纪欧洲就存在民族和民族情感，但民族主义却是现代国家和国际体系发展的结果。尽管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利益在民族主义中起着重要作用，但由于民族主义运动的多样性，阶级还原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经济学解释存在解释困境。因此，“民族主义应被理解为一种政治形式，它与现代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其历史上，现代国家塑造了民族主义政治，并一直是民族主义形成的核心。 保罗·布拉斯( Paul Brass) 也认为族群性和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族群认同和现代民族主义产生于中央集权国家的领导人与非占主导地位的( 特别是边缘地区的) 族群群体的精英之间的特定类型的相互作用。文化是由精英制造的，他们利用来自不同群体的原材料来创造族群和民族。通过运用这些表现形式，精英旨在确保他们自己的经济或政治优势。各族群的文化形式、价值观念和习俗成为精英争夺权力和威望的政治资源，它们被转化为象征符号，促进政治认同的创建并产生更大的支持; 换言之，它们的含义和内容取决于政治环境。因此，族群认同的形成及其向民族主义的转化过程是可逆的。只有在特定情境下，文化认同的政治化才是可能的。族群冲突不是源自文化差异，而是源自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在他看来，民族主义从定义上讲就是一场政治运动。 4． 建构主义视角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的建构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民族主义是通过共同文化、共同语言、教育、大众传媒和政治社会化来建构的。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只有在数量众多的人从未相见以及失去超国家的宗教和政治认同的情况下才能被想象出来。语言等文化因素促进了民族主义的传播和成熟。因此，民族主义是一种深刻的“现代想象”，在全球范围内是不会消失的: 新的“远距离”民族主义动员形式即是明证。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 也强调民族是“民族主义想象”的产物，而非“天生一成不变的社会实体”。民族和民族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产物，被创造为达至政治和经济目的手段。通过这种手段，统治阶级可以通过确保民族忠诚度高于阶级团结来对抗社会革命的威胁，从而将工人阶级与既有的权力结构捆绑在一起。民族主义因而成为维持资本主义关系的一种手段。 综上，民族主义的确是一种现代现象。然而现代主义范式只能解释民族主义的某些方面或一些民族主义案例，并没有形成一种普遍性的民族主义理论。而且过多地强调民族主义产生的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使其面临着还原主义的困境，关键是现代主义范式并未能充分解释民族主义所产生的激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