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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主义运动的三维分析框架 自十八世纪末以来，民族主义运动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变革推动者之一。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民族主义既是兑现民众愿望的主要工具，也是实现统治意识形态的主要工具。为了理解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动力，我们可以借鉴社会运动理论之“政治过程”学派的观点。政治过程学派以塔罗和蒂利等为代表，它强调政治机遇、社会运动的组织以及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和话语这三个层面在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据此，詹姆斯·古德曼( James Goodman) 提出了一个分析民族主义动员的三维框架: 利益与资源、制度与机遇和意识形态与框架建构。这三者彼此关联、相互作用，旨在阐释民族主义者如何动员，如何提出集体挑战，如何在其支持者中建立具有共同目标的团结和认同，进而维持为实现其目标而采取的集体行动。 (一) 利益与资源 蒂利认为，一个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取决于运动成员所控制的资源总量以及将其转换为社会运动资源的能力，而这种转换能力又取决于运动参与者的利益所在以及他们的组织能力。 要把群体利益转化为一个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组织力量是关键。对于民族主义运动来说，民族认同是其组织力量的源泉。在政治精英和其他团体反对的情况下，社会运动生存条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集体认同在活动分子和支持者之间提供联系的力量。与许多其他社会运动不同的是，当代民族主义运动不必从头开始建立这种认同，因为它已经以民族认同的形式存在。而且民族主义运动的韧性来自一种情感纽带的存在，这类似于家庭成员的联系纽带，而在其他大的社会群体中基本上没有这种联系纽带。民族主义运动的招募取决于一种民族归属感，即作为一个“民族”的一部分并具有自己独特的标志。民族主义的标志是通过社会文化参与的过程来建构的，在此过程中，特定的差异线作为文化障碍或分裂具有象征意义。将文化分裂转变为民族分裂的过程反映并建立了民族主义网络的激励结构: 它由此产生运动资源，并招募所需的支持者。当不同群体为获得相对稀缺的资源而相互竞争时，族群认同往往出现或重新成为集体行动的基础。每个竞争群体的目标都是获得资源，即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社会封闭”的过程。 产生和再现民族分裂的过程显然与民族主义者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从而与维持生产关系的过程相联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时造成空间文化分裂和阶级分化，从属者与精英之间的斗争同时产生了阶级和民族。民族分裂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组成部分，生产和资金的流动放大了文化集团之间的现有分裂并加剧了民族分裂。因此，民族分裂铭刻在资本运动之中，在与阶级分裂相同的情况下产生。同时，通过民族阶级联盟的形成，这种民族差异是维持制度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国与国之间巨大的和不断加深的社会鸿沟是通过国际主义的权力分配制度在“民族国家”的等级体系中维持的。正如奈恩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发展力量的统一逻辑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裂逻辑之间的冲突，导致一个文化定义的民族集团与另一个民族集团发生竞争，以争取最大限度的资本积累。 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族主义被束缚在阶级斗争的逻辑中，既是合法化的源泉，也是抵抗的源泉。尽管阶级划分并不界定民族划分，但民族主义运动的阶级动力存在于运动之中以及民族主义运动与其他政治结构之间。因此，民族主义支持者中阶级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在界定民族运动的阶级内涵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这一关系与民族主义者和非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同样重要。然而，利益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因为过分强调利益的作用可能完全忽略了为什么阶级是按照国家而不是跨国的路线进行动员这一核心问题。它还可能导致对虚假意识这一心理学概念的依赖，无论何时都无法发现民族中的直接阶级利益。事实上，文化范畴是核心: 只有在与文化分裂的互动中，阶级的动力才会呈现出一种民族的形式。 按照政治过程学派的观点，社会运动是与既有的社会权力结构互动的产物。在权力结构集中于国家机构的地方，一些运动动员以国家为中心的主张和认同，最终支持官方民族主义; 如果权力是通过文化代码或信息基础设施行使的，一些运动则动员以自治为中心的诉求，倡导族群属地主义或族群民族主义，并以地区主义或分离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民族主义运动的参与者来说，强调自己的少数民族认同，被认为是为抵抗不公正行为提供一个集体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少数民族认同被有意地作为动员的“阐释资源”来建构。在这两种情况下，民族主义认同都是由运动在权力和利益的具体组合基础上产生和维持的。 这种结构性嵌入为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在现有权力结构中明确阐述的资源基础。民族认同进程是如此明确地嵌入在局部利益的表达和追求之中，而这一运动本身又如此依赖于这种利益，以获得必要的资源，因此我们不能将这两个方面分开。结构嵌入是影响个体参与社会运动的一个核心因素，因为“微观结构因素”即“结构定位的性质和程度”最清楚地区分了一个运动中活跃的成员和不活跃的成员。文化差异和物质利益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创造必要的“微观结构的”激励至关重要，二者只有整合成“一种语言”，才能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动员提供更好的阐释。因此，我们不能将民族主义运动简单地描述为阶级利益的产物，也不能简单地描述为“认同”运动。 (二) 制度与机遇 政治过程学派强调，政治机遇的多寡对于一个社会运动的勃兴和发展至关重要。政治机遇即外部条件或权力关系结构产生了有利于社会运动动员或利益实现的变化。 国家及其所嵌入的国家体系显然在民族主义运动的再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治过程学派认为，国家权力的行使具有架构运动认同和建构动员的作用。民族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概念是民族主义的核心，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性主张( 即对国家领土内全体民众的绝对合法性的主张) 直接关系到国家权力。国家由此成为“公民集体目标的框架”，因为它声称对全体居民拥有普遍的世俗权力。只有国家才能将普遍主权的概念与“民族”的概念统一起来，从而满足对人民主权的要求; 只有通过民族主义，人民自决的观念才有可能成为一种可能性，从而使“民族国家”的观念具有普遍合法性。 然而民族国家观念也导致了两个困境: 一是国家建构的困境。纯粹形式的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事实上很少存在，绝大多数现代国家是由几个不同的族群－ 民族群体组成的。而民族国家在建构过程中通过对民族的定义，划定了一条分界线，将居住在民族国家内的一些公民尤其是少数民族排除在外，剥夺他们的充分权利。在许多当代国家，普遍的情况是，一个族群或民族主导政治和经济体制，将其他族群或民族降为少数群体。这催生了强烈不满的幽灵，产生强有力的“种属网络”动员结构，进而引发了在现有国家内追求领土主张和( 或)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少数民族主义运动。多数民族群体治理的非法性和脆弱性是为分离主义运动动员提供政治机遇的重要因素。分离主义目标很常见，因为少数民族共同体规模较大，区域集中，国家被视为在政治上漠不关心和压制少数族裔的民族权利。在国家力量薄弱的地方，分离主义运动更有可能取得成功。但总体上，大多数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政治机遇相对比较有限，由于它们威胁到国家的完整及领土和资源的损耗，它们几乎总是遭到国家的强烈反对。 二是合法性困境。民族主义为政治共同体提供了一种狭隘的、充满矛盾的合法性基础，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同的文化共同体相互竞争。尽管存在着大众的迷思和愿望，但民族国家主要服务于占主导地位的精英利益，而不是全体国民的利益。然而，国家精英也依赖于市民社会，因为国家合法性至关重要地取决于是否有能力从市民社会中吸取资源并将这些资源转化为维护霸权统一性的结构和政策。这种依赖为民族主义运动带来了多种政治机遇。中央政府未能兑现自己的承诺为抗争者提供了沃土。民族主义运动利用民族国家自身的话语来追求自己的主张。这些机遇和由此产生的不稳定给国家权力造成了一个核心困境: 国家与这一矛盾角色联系在一起，既要支持精英执政联盟，同时也要获得民众的同意。尽管在所有社会运动中，民族主义运动可能最容易被制度化，因为其目标毕竟是要建立自己的制度表达方式，无论是否通过正式的国家身份。但民族主义运动能够颠覆官方和解并“从内部”利用一系列政治机会，为国家当局带来一些最棘手的问题。只要民族共同体融合了文化差异和阶级利益，国家精英追求的国家利益就必须重申这种联系。民族国家如果要保持合法性，就必须制定政策，服务于不同阶层的民族主义支持者的利益。 然而，支持追求国家利益的全面民族主义运动的每一项努力都会立即与国家权力不可避免的不公平相冲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族国家模式中社会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使领土对资源分配的权威更加重要，突出了统治界线并将领土转变为政治斗争的对象。这是因为旨在解决差距的政策往往使边缘更紧密地依赖于核心并强化了文化从属关系。试图将边缘文化与民族国家整合起来与激发以国家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样有可能加强边缘民族主义的文化层面。这样国家就可能陷入政治僵局，基于阶级的政党与“核心”区域掌握多数控制权的官方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少数民族区域性或民族性政党则以“边缘”为基础。这种僵局可能是由类似于国家间关系的零和不安全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行政当局定义的不同国家利益可能会助长民族主义运动。当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时，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不断加剧的抗争循环，民族主义者可以获得的机遇急剧扩大。如果出现反向运动来反对民族主义主张，或许是出于对现有国家的爱国忠诚，民族冲突可能会进一步两极化，反对力量故意“制造或放大关键事件”，以便最大限度地招募成员和打开政治机遇。无论是产生向心主义的民族主义，还是离心的分离进程并碎片化成分裂主义或民族统一主义，民族主义运动都可以找到新的领域，引发反对现有机构的民族主义革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