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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与明治维新(2)

http://www.newdu.com 2019-09-19 《日本学刊》2018年第6期 杨栋梁 参加讨论

    二、倒幕与“夺玉”
    德川幕府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侵蚀和社会矛盾的积累,幕府的统治力趋于弱化,宽政、天保改革亦未能挽回颓势。尽管如此,其维持统治的基础尚存。然而,进入幕末后内外形势突变,1853年佩里叩关后,日本被动开国及对外签署通商条约所引发的民族矛盾,与日益尖锐的社会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独裁统治,也为皇权的复辟提供了历史契机。
    1858年,幕府遇到了开幕以来最棘手的两大难题。一是膝下无子的将军家定病入膏肓,确定继承人迫在眉睫,但德川家族在推选继承人时形成两派意见,南纪州派支持血缘最近的12岁纪伊藩主德川庆福,一桥派力挺正值英年的一桥家主德川庆喜(其生父为水户藩主德川齐昭),两派势均力敌,且在朝廷公卿和地方强藩中各有支持者,将军继承人的指定陷入难产。二是美国于1854年与日本建交后,为了尽快打开日本市场,软硬兼施逼迫日本签署通商条约,到1857年末,日美间条约草案已拟就待签。为了舒缓巨大的社会压力,幕府的策略是先征求朝廷意见,待拿到天皇敕准的尚方宝剑后再履行签约手续。幕府以为,一向唯幕府马首是瞻的朝廷必然采取“锁国开国任凭幕府适当处置”(18)的态度。但是翌年2月,当幕府老中(19)堀田正睦带着厚礼赶赴京都面谒孝明天皇后,得到的敕谕却是“亚墨利加国条约事关国家安危、人心归向,当征求诸藩众议”。(20)据史料记载,得知堀田进京奏请签约后,朝廷内群情激愤,岩仓具视等88位公卿联名上书反对,以致支持签约的九条尚忠关白孤掌难鸣,孝明天皇的裁断正是出于这一背景。(21)
    面对两大难题却一筹莫展,暴露了堀田等当班老中的无能,幕府人事随之发生变动。1858年4月彦根藩主井伊直弼出任“位在老中之上,得以政治专断”(22)的幕府大老后铤而走险,6月19日签署《日美友好通商条约》,23日按照将军家定意旨宣布德川家茂(即庆福)为将军后嗣。
    井伊的专断激怒了朝野内外的攘夷派和失势的一桥派,两派势力一面声讨幕府“专横”,一面云聚京都策动天皇逼迫幕府改弦更张。不过,在获得幕府签约的快报时,朝廷的最初反应是敕令德川氏御三家的纪州、尾张、水户藩各派一家老(23)赴京议事。6月27日,情绪低落的孝明天皇甚至向九条尚忠关白发出内敕,言称幕府签约“实为忧虑,叹痛绝体绝命,悲叹无限”,“墨夷使节乞求和亲通商,表面述亲睦之情,实含后年吞并之意”,既然微力不及圣德,无力阻止“关东”(江户幕府)擅权签约,莫如“让位于英明之人”,可在有栖川等三位亲王中择一。(24)这件事因为九条等百般劝阻,天皇才最终作罢。
    朝廷乱了阵脚,幕府也祸起萧墙。7月5日,井伊大老严厉处分了“不时登城”(25)以抗议签约的一桥派大名,勒令福井藩主松平庆永、尾张藩主德川庆恕、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等闭门思过,一桥家主德川庆喜不得登城。
    幕府内讧让朝廷看到了反击机会。8月5日,孝明天皇敕令九条关白组织公卿评议幕府作为。8日,天皇以朝廷评议为基础,史无前例地绕过幕府直接向水户藩主发出“戊午密敕”。密敕首先斥责幕府“违敕签约”并阻挠御三家家老进京议事,认为签约“有伤皇国之大体”,导致了俄、英、法等列强竞相效仿的恶果,“如此国家大事,关东专横,何以不问而行之”;继而表示危难之际当举国同心,“公武合体”,“扶助德川御家整内以不受外夷之辱”;最后敕令水户藩向“列藩”传达密敕,征求“公议”。(26)水户藩主得此密敕如获至宝,迅即抄送尾张、越前、萨摩、加贺、长门等13藩。由此,在天皇的幕后操纵下,各种尊王攘夷派势力纷纷向京师集结,一个与幕府抗衡的松散联盟开始若隐若现。有学者甚至就此认为:“日本政治开始出现自镰仓幕府成立后真正意义上的‘两级体制’,开始了‘王政复古’‘大政奉还’的政治过程。”(27)
    面对朝廷的举动,井伊采取了强硬反制措施。在他的指示下,1858年9月前往京师的老中间部诠胜,把朝廷要求的赴京疏辩变成了镇压朝廷尊攘派公卿的清君侧行动,而幕府的全国范围清剿尊攘派行动也同步展开。结果,朝廷右大臣鹰司辅熙、左大臣近卫忠熙、青莲院宫朝彦亲王、内大臣一条忠香等公卿受到辞职、出家、诫勉处分,幕府的老中太田资始以及本乡泰固、土歧赖等一批高官被撤职,水户、一桥、尾张、越前、土佐、佐仓、上田等藩主受到退位、禁闭、诫勉处分,水户藩家老安岛带刀、藩士茅根伊予之介和鹈饲吉左卫门以及越前藩士桥本左内、长州藩士吉田松阴等被处死,萨摩藩士日下部裕之进等被流放。但是,井伊发动的这场“安政大狱”却给幕府带来失去民心的后果,其本人亦引来杀身之祸,于1860年3月24日被水户藩等尊攘派武士刺死。
    井伊死后,幕末政治进入“公武合体”(朝廷与幕府合作)、“公议政治”(强藩参政)时期。从1860年5月幕府奏请孝明天皇敕准皇妹和宫下嫁给将军家茂起,紧张的朝幕关系开始缓和。进入1862年,孝明天皇在尊王攘夷派公卿和地方强藩的鼓动下,为重振皇权做了两次大胆尝试。6月,在萨摩藩主岛津久光率领的千余藩兵护卫下,天皇派出敕使大原重德到达江户,下达了要求幕府改革幕政的谕旨,幕府奉旨为“安政大狱”受害者平反,并处罚了多名幕府官员。同时,按照朝廷的指定,任命一桥家主德川庆喜为将军“后见职”(继承人)、会津藩主松平庆永为幕府政事总裁。12月,在土佐藩主山内丰范率领的藩兵护卫下,天皇又派出敕使三条实美到达江户,宣读诏令,敦促幕府“攘夷”,同时通告朝廷将设置亲兵。幕府不敢抗旨,承诺1863年5月10日颁布“攘夷令”。与此同时,天皇还在事先不通报幕府的前提下任免朝廷大臣,诏命幕府将军和地方藩主进京议政,安排草莽志士长州藩久坂玄瑞和木户孝允、土佐藩武市瑞山、福冈藩平野国臣、久留米藩真木和泉等“有才之人”到朝廷学习院供职。至此,《禁中及公家诸法度》形同虚设,天皇主政的态势已然出现。
    但是,朝廷强势、幕府式微的局面并未持续多久。进入1863年,随着“攘夷令”即将生效,全国攘夷事件频发,5月长州藩与美国和法国的下关之战、7月萨摩藩与英国的萨英战争均以失败告终。攘夷不成,反倒搞得人心惶惶,局面失控,天皇心生悔意,幕府遂动用武力发动“8·18政变”,将三条实美等尊攘派公卿撤职,将一干尊攘派草莽志士逐出京都,从而控制了朝廷。孝明天皇也赶紧“洗白”自己,声称攘夷本非所愿,而是三条实美等公卿“矫枉朕命,轻率颁布攘夷之令”。(28)政变后,幕府维系了与朝廷及萨摩等强藩的合作。翌年7月,又在“禁门之变”中粉碎了久坂玄瑞、真木和泉率领长州藩武装入京“夺玉”的行动计划,年末还动员20余藩出兵征讨“朝敌”长州藩,迫使长州藩认罪归降。
    “第一次征长”后,“攘夷”已不再是政治动员口号,政局开始朝着尊王存幕和尊王倒幕的两个方向发展。幕府以外的各种政治势力在尊王即大政归还天皇的目标上高度一致,但在存幕还是倒幕上立场截然相反。于是天皇的重要性再次凸显,谁都想控制和利用天皇,而天皇也在考虑如何借力发力。
    1865年春,高杉晋作、伊藤博文等领导的草莽武装发起长州内战,夺取长州藩领导权后,率先打出了“尊王倒幕”旗号。1866年春,经土佐脱籍藩士坂本龙马斡旋,下级武士首领木户孝允和西乡隆盛等,分别代表长州和萨摩签订“讨幕密约”,建立了强强联合的萨长倒幕军事同盟,据此长州挫败了同年6月幕府发动的“第二次征长”。进入1867年,随着土佐、安艺等强藩加入倒幕同盟,幕府已无回天之力。10月14日,继任将军德川庆喜接受土佐藩主山内容堂的建议,向15岁的明治天皇提出了“奉还大政”辞呈。幕府将军和存幕派期待着天皇亲政后,重组以卸任将军为首辅、强藩藩主入阁的政府。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此。此时,倒幕派下级武士与朝廷倒幕派公卿已经联手结成统一战线,必欲置幕府于死地。就在将军庆喜提出辞呈的同一天,在岩仓具视和大久保利通的策动下,天皇向萨摩和长州发出讨幕密敕,诏曰:“源庆喜藉累世之威,恃阖族之强,妄贼害忠良,数弃绝王命,遂矫先帝之诏而不惧,挤万民于沟壑而不顾,罪恶所致,神州将倾覆焉。朕今为民之父母,是贼而不讨,何以上谢先帝之灵,下报万民之深仇哉。此朕之忧愤所在,谅暗而不顾者万不可已也。汝宜体朕之心,殄戮贼臣庆喜,以速奏回天之伟勋,而措生灵于山狱之安,此朕之愿,无敢或懈。”(29)显然,天皇接到庆喜的辞呈时,倒幕的部署刚刚启动,当务之急是稳住幕府。15日,天皇敕准辞呈,同时敕令庆喜:“国家大事及外国事项众议决定,执掌诸侯禀奏及向诸侯发布命令等议奏、传奏之权,其他厘革待诸侯会面议定,直辖地及江户都城管理如旧。”(30)得此谕旨,庆喜心存侥幸,在二条城苦等朝廷最后处置意见近两个月。在此期间,萨、长、艺等勤王武装应诏进京,倒幕的部署已经就绪。
    12月9日,朝廷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天皇亲政,组成由总裁、议定和参事三职构成的新政府。当晚,天皇亲临宫内小御所举行的首次政府会议,3名皇族、8名公卿、5名藩主和15名藩士出席会议。会上就将军的处置问题争论激烈,最后在公卿岩仓具视和藩士大久保利通的胁迫下,做出了幕府将军必须“辞官纳地”的决绝决定。
    纵观倒幕、王政复古的过程不难发现,井伊死后,幕府已告别独断专行的历史,为了维持统治,不得不与朝廷和地方实力派合作;朝廷与地方强藩互相利用,为的是在权力重构中占据有利位置;下级武士等草莽志士的崛起,则构成了权力博弈的第四股势力。于是,在这一“权威缺失”的“政治均势”期,“夺玉”和“抱玉”(31)便成为博弈各方的制胜关键。倒幕派下级武士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就在于与倒幕派公卿联手控制了天皇,使自己站在了法理和道义的制高点,进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最大限度地争取了倒幕力量。尽管如此,若由此导出“王政复古”过程中天皇只是被动存在的结论,也依然是片面和轻率的。孝明天皇的主动作为自不待言,即便是年幼的明治天皇,也无法回避选择朝廷中倒幕派还是存幕派的问题,更何况朝廷中两派势力难分伯仲,选择并非易事。可以说,在倒幕派与天皇之间,利用与被利用、借力与被借力是双向互动的,因为天皇既是被“夺”和被“抱”的“玉”,也是自身发着光的“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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