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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新与“圣裁” 倒幕的过程惊险万状，“维新”的道路同样布满荆棘。进入维新期，日本通过武力镇压佐幕势力反抗、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废除身份制、地税改革、工业化政策、征兵制、义务教育、颁布宪法和修改不平等条约，废除封建幕藩体制，实现中央集权，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翻天覆地的维新，并不是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图纸操作，而是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摸索前行的，在关乎国家发展战略及其道路选择的重要节点上，天皇发挥了无人可以替代的重要作用。这里不妨试举两例： 一是明治天皇在“明治六年政变”中的表现和作用。 随着1871年废藩置县和天皇亲政的中央集权体制建立，可以确认“王政复古”已经实现，但要同时确认日本发生了“维新”抑或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则为时尚早。正如同年底明治政府一份文件的自白，当时对“内政如何改革，法律如何确定，政治上采取何种方略，外交上以何为准”(32)尚无清晰思路。因此，为“求知识于世界”，明治政府于1871年12月派出半数政府核心成员参加的岩仓使节团，对欧美各国进行了长达20多个月的考察。 岩仓使节团出访期间，废除士族俸禄和地税改革等维新事业已经启动，但改革遇到士族阶层的巨大阻力，留守政府内部也存在严重分歧。1873年7月28日颁布《地税改革法令》后，社会上反对之声高涨，政府压力骤然加大。政府参议西乡隆盛认为，改革触犯了士族利益，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士族生乱，而最为现实的办法便是祸水外引，目标则是朝鲜，理由是朝鲜自1869年以来拒收日本国书(33)属“傲慢无礼”，1873年5月又在朝鲜草梁的倭馆墙壁上张贴布告，侮辱日本“受制于人而不耻”，是“无法之国”。(34)8月16日，西乡面见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力陈遣使朝鲜之必要，即“使节一到，彼必欲杀害使节，如是则可兴问罪之师。察方今国内形势，发生内乱征候已显，故宜谋划远略，将其郁勃气锋移外，扬国威于海外”。(35)17日，政府会议决定采纳西乡建议并上奏天皇。但是，19日得到的敕谕是“差遣西乡为使节赴朝鲜国之事，宜待岩仓归朝熟议再奏”(36)，于是遣使朝鲜之事只好搁置。天皇此举事出有因，他清楚已经先期回国的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及大隈重信等朝廷重臣反对遣使朝鲜，等待岩仓发表意见也是真实想法。这表明，大事面前，20岁的睦仁天皇已显持重。 9月13日，右大臣岩仓回国。10月14日，政府会议专题讨论遣使朝鲜问题，除木户因病缺席外，所有参议到会。会上爆发激烈的征韩论战，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力主遣使，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反对，主要理由是国家贫弱，应以内治优先，外征条件还不成熟，会议无果而终。15日会议继续进行，西乡故意缺席向会议施压，两派依然坚持各自主张，互不让步，主持会议的三条担心“若否定西乡主张，彼必辞职，而隆盛的进退关系天下大事”，遂决定采纳西乡意见。于是大久保、木户提出辞呈，岩仓告假不朝，三条太政大臣无力阻止政府分裂，于19日晨急火攻心不省人事。当日，天皇敕谕岩仓代理太政大臣主持政务。23日，岩仓上书，力陈反对遣使理由。24日，天皇准奏，诏曰：“朕自继统始，欲体誓先帝遗旨，尽报国安民之责，赖众庶同心协力，渐至全国一致之治体，故当整国政，养民力，以期成功于永远。今嘉纳具视之奏状，汝宜奉承朕之意。”(37)天皇下旨，一言九鼎，征韩派无力回天，西乡、板垣、副岛、后藤、江藤等五位参议愤然辞职，陆军少将桐野利秋等不少军政官员亦辞职而去。为了稳住形势，25日，明治天皇在皇宫小御所亲自召见11名近卫兵将佐，29日又在小御所召见了140余名近卫兵佐尉级军官，当面做出“国事多难内外不易形势之际，朕深忧之，汝等宜体认朕意，更加努力尽职”(38)的训示。 征韩论战表面上是内治和外征何者优先之争，实质上则是要不要维新的保守派与近代派的治国方针路线之争，结果将决定维新是半途而废还是深入开展。从两派力量对比看，毋宁说以西乡为首的外征派占优。当时西乡身兼政府首席参议、陆军大将、近卫兵都督数职，在士族中的威望无出其右者，其征韩主张亦得到政府决策层半数成员的支持，可谓手握重兵、位高权重。正如三条所虑，否定他的主张要冒巨大风险，对此明治天皇也不会心中无数，却做出了否定征韩的“圣裁”，并且从其“嘉纳”岩仓奏折的语气中也可以看出，其“圣裁”态度明确，没有丝毫的勉强和犹豫。对此，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明治天皇不但具有独立的理性判断力，而且具有一代君主的魄力。正是因为天皇的支持，岩仓、大久保为首的内治派才会击败征韩派，实现政府核心层的组织清洗，形成“岩仓—大久保体制”，进而全面推进足可称之为“维新”的近代化改革。 二是明治天皇在“明治十四年政变”中的表现和作用。 进入19世纪80年代，疾风暴雨式的“维新”进入深化、整合期，政治、经济体制形塑及意识形态建构的任务紧迫。但是，大久保被暗杀后，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作为政府决策层的核心人物，政见分歧不小。前者被社会视为开明派，对自由民权运动持理解态度，身边簇拥着农商务卿河野敏谦、太政官大书记官矢野文雄等官员和福泽谕吉等学界翘楚；后者智高识广，老成持重，身后有萨摩、长州系军政官员支撑。二者的较量，确将影响国家走向。 1881年，由板垣退助等下野官员组织的自由民权运动已呈不可阻挡之势，基于强制镇压会激生民变的教训和对外彰显文明国家形象的需要，制宪和开设国会开始被纳入政府议程。但是，多数政府成员主张循序渐进，唯有大隈力主速行。3月，大隈在密奏中建议：“以宸裁制定宪法”“1882年末选举议员，1883年初召开国会”“政党官员入编”。(39)伊藤看到大隈密奏后怒不可遏，致函右大臣岩仓说，“熟读大隈建议，实属意外之激进论，然以博文鲁钝之辈，究难追随骥尾”，“其大主张竟如此背驰，实不胜遗憾惶恐之至，数度思考，舍与阁下一同罢免该官外别无手段”。(40)恰在此时，福泽谕吉控制的《东京横滨每日新闻》爆出一条政府丑闻：政府参议、萨摩藩出身的开拓使长官黑田清隆欲将政府投资1490万日元的北海道国有资产，以38万余日元、30年无息偿还条件，出售给萨摩同乡五代友厚经营的关西贸易商会。消息即出，舆论哗然，政府受到猛烈抨击。由于政府参议会议讨论此事时，明确反对者唯大隈一人，故伊藤等认定是大隈故意泄露消息，而这正是搞垮大隈的最好材料。于是，在大隈陪驾巡幸各地期间，伊藤在政府要员中秘密游说，特别是得到了岩仓支持，从而完成了推倒大隈的准备。 10月11日，伊藤等九名大臣面谒当日返京的天皇时，递上1889年颁布宪法及翌年召开国会、罢免大隈职务的两份奏章。12日，天皇一一“裁准”。据载，天皇再次以“嘉纳”的口吻敕准了第一份奏折，但在裁准第二份奏折前，要求上奏者进一步说明理由，同时明示不是用“罢免”而是以大隈“请辞”的形式敕准。(41) “明治十四年政变”是明治政府的又一次组织清洗，政变后以大隈为首的一批非萨长系政府官员联袂下野，以伊藤博文为首的萨长系官僚控制了政府。然而，若由此得出日本进入“萨长藩阀统治时期”(42)的结论依然是不准确的，因为此次政变后，与其说天皇依然是寡头统治的一员，毋宁说其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统治核心的位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