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结语 纵观明治维新的全过程，皇权的影响和作用如影相随，可以说抛开皇权问题，明治维新研究将无法进行，对此学界恐无异议，问题在于如何评价皇权的作用。 在攘夷、倒幕过程中，天皇的号令具有最高权威性，但天皇之所以敢发出攘夷和倒幕的号令，不仅因为有朝廷内外攘夷、倒幕派的压力和支持，也有天皇自身的愿望和野心，故二者间不是单纯的利用与被利用关系，而是相互利用和借力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幕府倒台后的维新时期不但依然继续，而且在天皇与维新功勋共同构建的寡头统治中，天皇的地位和权力不是被削弱，而是通过钦定宪法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明治时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日本未出现像德川将军那样挟天子令诸侯的霸者，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从这一角度看，如果说天皇及少数从下级武士中脱颖而出的明治元勋是明治维新的胜者，那么世袭天皇显然是胜者中的最大赢家。 用现代政治的价值标准来衡量，皇权当是落后于时代的代名词。但是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皇权的复苏或许是日本的幸运。在德川时期的二元政治体制下，蛰居的皇权只是一种记忆或符号，但在幕府统治崩溃、大乱呼唤大治的社会转型期，皇权的复辟却为分崩离析的日本提供了国民统合的支撑点。在这个有着千年封建统治历史、神权意识浓厚的社会里，接受皇权不仅相对容易，而且降低了以其他方式实现转型的成本。当然，近代日本天皇制的负面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正如中国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由明治、大正和昭和等三个时期构成的日本近代是一个连续发展的历史过程，如果人为割断明治与后两个时期的内在逻辑演进关系，“不仅难以恰如其分地评价明治维新，也难以准确地理解近代日本所走过的道路”。(57)进入昭和时期，军部之所以能够打破近代天皇制下原本有限的宪政制度元素的约束，实行绝对天皇制下的军部法西斯统治，并疯狂对外侵略扩张，其祸根也是在明治时期埋下的。在这方面，近代日本的教训同样深刻。 注释： ①1873年以前日本实行旧历，本文直接表述而不做换算。 ②中外学界关于明治维新起讫时间的看法不尽相同，参见伊文成、马家俊主编：《明治维新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3—34页。 ③例如，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寡头们想让天皇做幕前傀儡，明治宪法并没有规定专职君主制(尽管一些肤浅的宪法解读认为是如此)。”“当他们(指明治元勋)相继死去后，就将权力留在了一个傀儡天皇的手里。”参见J.马克·拉姆塞耶、弗朗西斯·M.罗森布鲁斯：《寡头政治：帝国日本的制度选择》，邱静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页。 ④班固：《汉书·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322页。 ⑤日本学界认为倭王济、兴、武即第19代至第21代的允恭、安康和雄略天皇。参见：児玉幸多  『天皇』、近藤出版社、1978年、17頁。⑥魏征：《隋书·倭国传》，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226页。 ⑦坂本太郎·家永三郎·井上光貞·大野晋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日本書  (下)』、岩波書店、1978年、193頁。⑧幕府直辖领地的谷物收获量约占全国产量的1/4，最大可动员兵力约8万人，相对于其他当时称为“国”的约260个地方自治政权，幕府拥有压倒任何一“国”的绝对优势。 ⑨  新資料 纂事務局『 新史』、明治書院、1940年、255—257頁。⑩威廉·G.比斯利：《明治维新》，张光、汤金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页。 (11)石井寬治『日本  済史』、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53頁。(12)  新資料 纂事務局『 新史』、36頁、77頁。(13)同上书，第251—252页。 (14)“关白”，官职名，是辅佐天皇的朝廷首席大臣。 (15)  新資料 纂事務局『 新史』、33頁。(16)児玉幸多  『天皇』、231頁。(17)同上书，第232—233页。 (18)坂田吉雄『明治  新史』、未来社、1979年、101頁。(19)“老中”，官职名，通常4—5人，是地位仅次于幕府将军的分管幕政的官员，首席老中时称“大老”。 (20)宮内省先帝事跡取調掛  『孝明天皇 』巻77、宮内省、1906年、9頁。(21)坂田吉雄『明治  新史』、101—102頁。(22)小西四郎『日本全史8近代1』、東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57頁。 (23)“家老”，官职名，是藩国中地位仅次于藩主的官员。 (24)宮内省先帝事跡取調掛  『孝明天皇 』巻83、宮内省、1981年、14—15頁。(25)即不遵守幕府例行规定的时间登上江户城。 (26)宮内省先帝事跡取調掛  『孝明天皇 』巻85、1906年、5—10頁。(27)冯玮：《日本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365页。 (28)  新資料 纂事務局『 新史』、681頁。(29)宮内庁『明治天皇  』第一、吉川弘文館、1968年、525頁。(30)同上书，第529页。 (31)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第一卷，邹有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9页。 (32)大久保利謙『岩倉使節の研  』、宗高書 、1976年、161—162頁。(33)日本在江户时期和朝鲜有“通信”关系，其与朝鲜的外交联系首先通过朝鲜东莱府，但东莱府认为明治后日本使者携带的国书中有“皇上”“奉敕”等违反惯例的用语，故拒绝签收和上呈朝廷。 (34)宮内庁『明治天皇  』第三、吉川弘文館、1969年、117頁。(35)同上书，第118页。 (36)同上书，第119页。 (37)同上书，第150页。 (38)宮内庁『明治天皇  』第三、153頁。(39)大久保利謙『岩倉使節の研  』、161頁。(40)同上书，第164页。 (41)宮内庁『明治天皇  』第五、吉川弘文館、1971年、543—544頁。(42)这是日本学界的主流看法。 (43)安德鲁·戈登：《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李朝津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3—84页。 (44)石井寬治『日本  済史』、170頁。(45)児玉幸多  『天皇』、315頁。(46)转引自：岡田章雄『日本歴史11明治の日本』、読売新聞社、1965年、63頁。 (47)黒田太久『天皇  の財產』、三一書房、1966年、97頁。(48)安藤良雄  『日本近代 済史要覧』、東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68頁。(49)石井寬治『日本  済史』、269頁。(50)宮原誠一  『資料日本現代教育史4戦前』、三省堂、1974年、26頁。(51)大久保利謙  『近代史史料』、吉川弘文館、1975年、425頁。(52)德富蘇峰「大正青年と帝国の前途」、神島二郎  『德富蘇峰集』、筑摩書 、1978年、284頁。(53)戸部良一『逆說の軍隊』、中央公論社、1989年、23頁。 (54)歴史学研  会 『日本史史料4近代』、岩波書店、1997年、191—192頁。(55)江囗圭一『十五年戦争小史』、青木書店、1991年、263頁。 (56)歴史学研  会 『日本史史料4近代』、209頁。(57)崔世广：《明治维新与近代日本》，《日本学刊》2018年第3期，第11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