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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民统合与皇权 在决定民族盛衰的诸多因素中，国家统治力与民族向心力是正相关关系，二者统合程度越高，国家便越具凝聚力，反之亦然。德川幕府末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空前激化并相互缠绕，以至统治失控、人心思变、天下大乱，要把如此充满利益冲突和思想撕裂的社会重新整合为高度认同的民族国家，并非易事。然而，历史的发展进程表明，乱世葬送了幕府，却迎来了“王政复古”，将军权威泯灭，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强大的皇权。由此，国民统合又有了从道德规范到制度强制的聚合点和轴心，日本亦变成了对外“举国一致”、看似铁板一块的近代民族国家。对此，美国学者戈登也指出：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天皇制度成为一个有力之统合力量，影响力大得异常。它是国家、社会、个人等认同的共同起点。”(43) 中央集权制取代幕藩制以后的皇权建构，是从物质、精神和制度三个层面入手，有计划、人为地推进的。物质层面的皇权建构，主要依据国库拨款、皇室不动产及金融资产。国库对皇室的拨款始于1869年成立专门负责皇室事务的宫内省，1885年太政官制改行内阁制后，宫内省从内阁中分离。从1886年起，正式规定皇室费从国家预算中拨付，且无须交送决算报告，当年划拨的皇室费为250万日元(占同年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4%)，之后逐年增加。如此庞大的国库拨款，除了用于皇室日常开销外，相当部分是以天皇的名义用于灾害救济和各种奖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以国民税金来收买国民对天皇拥戴的手法。 皇室不动产原本规模不大，即除京都皇居外，至1872年仅持有土地1000町步(1町步约等于9917平方米，接近1公顷)。但是从1884年起，政府将大量山林地划拨给皇室，至1890年，皇室所有的土地面积已达到365.45万町步，其中耕地面积为1.02万町步。(44)作为日本最大的寄生地主，皇室每年可从农民佃租及山林伐木中获得一笔不菲收入。再者，由于东京、京都等地的幕府宅产以及若干寺院资产被划归皇室，至1937年，皇室所有的建筑物总面积已达573万平方米。(45) 皇室的金融资产更为可观。据《皇室财政沿革记》记载，明治天皇继位时，孝明天皇留下的遗产只有10万日元，(46)但是明治天皇亲政后，皇室金融资产剧增，其中相当部分来自政府赠予。1884—1887年，明治政府赶在宪政实施前，先后将500万日元的日本银行股份、100万日元的横滨正金银行股份和260万日元的日本邮船公司股份划给皇室，结果到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时，皇室金融资产已达1000万日元。(47)众所周知，天皇还是侵略战争的最大受益者，甲午战争后，皇室从中国的战争赔款中获得了整整2000万日元。(48)作为最大的金融资本家，天皇不仅实力令财阀望其项背，而且也在向殖民地输出资本。当日本为修建朝鲜京城至釜山铁路募集股份投资时，天皇认购5000股，而三井、三菱、第一劝业等大财阀每家最多也不过认购了1000股。(49) 精神层面的皇权建构，主要是通过教育途径实现的。19世纪70年代末，随着明治初期大规模破旧立新的完成，维新进入政治上准备立宪、经济上建立市场体系(官办企业处理及“松方财政”下的财政金融改革)、思想上正本清源的整合期。 思想整合是从中小学教育的纠偏入手的。1879年，由天皇侍补元田永孚起草的《教学大旨》严厉批评了教育的过度欧化倾向，申明教学必须重视德育，而仁义忠孝是德育的核心，即“晚近专尚智识才艺，驰于文明开化之末，破品行、伤风败俗者不少。……然其流弊在于以仁义忠孝为后，徒竞洋风，将来恐不知君臣父子之大义，此非我邦教学之本意也。故自今以往，应基于祖宗之训典，专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皆尚诚实品行”。(50)此后，德育的标准越来越高，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宣称：“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阙美。此实乃我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尔臣民宜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而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有缓急，则义勇奉公，辅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则不独为朕之忠良臣民，亦足可彰显尔祖先之遗风。”(51)这份敕语以儒家的政治伦理为准绳，明确规定了“忠良臣民”的道德标准、“义勇奉公”精神和“辅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的根本目的。在德富苏峰看来，这种从幼年开始灌输的道德观，犹如“宗教之上的宗教，哲学之上的哲学，学问之上的学问”。(52)皇化教育在国民中的入脑入心，在意识形态层面奠定了近代天皇制的统治基础。 但是，比之于普通国民的皇化教育，军人的道德观教育才是重中之重。幕府时代的皇权旁落在于丢掉了兵权，王政复古的实现在于借用了勤王武装。重掌大权的天皇很清楚枪杆子的重要性，继1873年实行征兵制建立属于中央政府的“国军”(53)，其后的目标便是通过皇化教育，把国军变成效忠天皇、只听命于天皇的“皇军”。1882年颁布的《军人敕谕》宣称：“夫兵马大权，由朕亲统。所司之事委诸臣下，其大纲归朕总揽，不可委之于臣下。斯旨笃传于子孙，存天子握文武大权之义，勿蹈中世以降失体之覆辄，乃朕之所望也。朕乃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故朕赖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头首，其亲殊深。”在阐明军队是天皇的军队的性质后，敕谕又对军人提出了“尽忠节”“正礼仪”“尚武勇”“重信义”“行质朴”等五项具体要求。(54)毋庸讳言，就维护皇权的效果而言，这种军人道德教育是成功的，因为其后日本虽然发生过“下克上”“清君侧”的兵变，却从未出现矛头直指天皇的极端事态。 除此之外，明治初期天皇的巡幸，也是精神层面建构皇权的重要手段。据载，仅在1872年至1881年的十年间，天皇便有四次地方巡视。第一次是九州和本州关西地区，自1872年5月23日起巡视50天。第二次是东北地区，自1876年6月2日起巡视50天。第三次是关西地区，自1877年1月24日起巡视189天。第四次是北海道和东北地区，自1881年8月30日起巡视74天。四次巡视合计363天，足迹几乎遍及全国。从地方政府、城市街道、农渔村家庭、法院、监狱、博物馆、学校、神社、寺院、博览会、农场、牧场、渔场、港口、海上灯塔、海关、炮台、造币厂、矿山、造船厂、制丝厂、农产品加工厂、水产品加工厂、军港、军营、兵工厂、练兵场和军事演习，一直到名胜古迹、公园及灾害慰问，巡视的内容不胜枚举。通过巡视，走出深宫的天皇亲自了解了国情和民情，而对于普通国民来说，久违的皇权已是近在身边的真实存在，以致其对天皇和皇室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崇敬和情感”。(55) 以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为标志，制度层面的皇权建构基本完成。同时，宪法的颁布也是近代日本国民统合过程基本完成的节点。 1881年大隈下野后，为缓解自由民权运动的压力，明治政府以天皇的名义发布《召开国会敕谕》，宣布1890年召开国会。翌年，伊藤博文辞掉现职赴欧洲考察宪法长达16个月，回国后主持了立宪准备工作。1889年2月11日，宪法颁布典礼在宫中举行，东方的第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宣告诞生。 明治宪法堪称近代民主的枝条与传统专制的根干奇妙嫁接的产物。一方面，立法、行政、司法等三权的建立，不只是形似近代西方的政治体制，而且含有国会协赞天皇立法及预算审议权、众议院议员由国民公选产生、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及结社自由、天皇须按宪法规定行使统治权等实质性内容，应该说这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另一方面，正如宪法第一章的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是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天皇统率陆海军”，天皇有裁准法律、制定官制、任免军政官员、国会开闭会及解散、对外宣战或媾和、大赦等权力。(56)不仅如此，除了辅助天皇处理国务的“三权”之外，还存在直接听命于天皇而不受“三权”节制的军部、枢密院、元老和宫内省势力。可以说，近代国家中，像日本这样以国家根本大法形式保证如此强大皇权的国度，很难找到第二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