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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丰富发展和完善了这一理论。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新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理论来源，以毛泽东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为理论基础，凝聚了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智慧，是完整的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最大成果，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指引我国民族工作胜利向前的指导理论。 关 键 词：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开创/发展 标题注释：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8AMZ002)、2018年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项目编号：2018-GMF-001)、2017年中央民族大学十九大专项课题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017SHJD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金炳镐，代宏丽，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北京 100081 金炳镐(1950- )，男(朝鲜族)，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关系和民族学研究；代宏丽(1991- )，女(蒙古族)，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2017级博士生。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40年，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繁荣发展的40年，也是中国民族理论大发展的40年。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首的几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创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主要是在关于民族、民族发展、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等民族理论基本问题和核心问题及关于民族的平等、团结、区域自治、发展繁荣等民族政策根本问题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继承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见图1)  图1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发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开创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拨乱反正，同时在民族工作领域清理错误理论和做法。1979年6月，邓小平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1](P.183)这一论断指明了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形成的条件、时间、性质和基本特征，是民族关系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也为新时期民族理论研究和民族工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指明了方向。1980年4月，中共中央指出：“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2](PP.34-35)1981年6月，中共中央指出“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2](P.109)1982年，中共十二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就为新时期民族理论研究和民族工作开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多年中，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这一理论体系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方面。 邓小平强调解决民族问题，要注意以下五点： 一是要“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3](P.246)他强调“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3](362)民族平等是始终贯穿于邓小平解决民族问题思想中的红线，也是贯穿我国民族政策的基本精神。党和国家始终把民族平等作为制定民族政策的根本点，贯彻落实民族政策着眼的关键。 二是要实现民族大团结。他强调“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3](161)，“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都要大团结。”[3](P.70)“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首先要加强全党的团结”，[1](P.148)并把民族团结视为力量源泉。延续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把民族团结作为当时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的政策。 三是“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P.339)他强调“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3](P.257)他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角度谈到了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适应性、优越性、必要性、重要性以及现实发展中有待完善的地方，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指明了方向。 四是要全面实现民族发展。他强调，发展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3](P.3257)他指出，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发展少数民族地区”，[3](P.246)“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3](P.246)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采取了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人口较少民族扶持政策等很多有力措施，帮助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加速，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五是要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他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P.364)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根本宗旨之一。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国家采取帮助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政策、“对口支援”等举措，推动各民族共同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在邓小平民族理论的指引下，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民族工作欣欣向荣，各少数民族人民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管理和国家事务管理，建立了新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和颁布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甚至出现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以高于其他地区的速度加快发展，总体说来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水平提升较快，有些少数民族地区达到和接近全面小康水平，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迅速。 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5]“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P.339)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等论述，都是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和突破。[6] 邓小平明确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性质基本上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逐步消除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逐步达到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事实上平等的问题。这些是在关于民族问题实质和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性质的理论上的一大突破。 邓小平提出了“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是说，不是形式上、表面上，而是实质上、实际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在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和突破。 邓小平首次把生产力标准引入民族工作。把民族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作为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客观标准，把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提出了一整套围绕发展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民族工作理论上的一大突破。 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具有求实性、时代性、系统性等鲜明的特点。求实性，求实精神核心内容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于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精髓。[5]求实性体现在民族理论政策上，纠正和抛弃了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论点，不唯书，不唯上，不照抄照搬，只求实；求实性体现在民族工作中，纠正民族工作中的不当做法，强调干实事，不搞形式主义。时代性，邓小平提出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理论观点，具有时代感，使中国各民族逐步朝着世界文明民族的方向发展。[5]系统性，邓小平民族理论是整体综合性、结构层次性和功能目的性的高度统一，是系统的理论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