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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 “中华民族共同体”尤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提出后，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民族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对于我国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一定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因而对这一重要论述及其实施路径进行有益探讨是民族理论学界必须做的，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笔者认为，只有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及提出的意义做出全面准确认识的前提下，相关的探讨才更有意义，提出的建议才能更有助于实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的，进而有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 1939年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断遭到了费孝通的质疑，尽管作为引发者的费孝通先生在1989年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看似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述，但引发的争论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关键性因素，即是学者们往往在西方“民族国家”思想视域下，将“中华民族”和民族学学术意义上的“民族”混为一谈，没有认识到梁启超、顾颉刚和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是一脉相承的具有相同性质的多民族国家“国民”的概念。恰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如果说梁启超所界定的“中华民族”含义在不同的论著中存在差异，但其最终所谓“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也’之一观念浮现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的论断，已经明确指向了“中国人”这一群体。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所指的是“中华民国”的“国民”，而费孝通由质疑顾颉刚的“中华民族”界定到给予“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元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的界定，着眼点也依然是“中国人”这一群体。也就是说，长期以来学界之所以对“中华民族”的含义存在争论，是因为过于将目光聚焦到了“民族”一词的辨析及谋求与西方话语体系的对接上，没有对梁启超创立“中华民族”一词的本意做出准确的判定所致。从这一点上说，“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客观上也让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定重新回归到了原点：“中华民族是一体”。“中华民族是一体”从“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来说，其所指类同于梁启超用“中华民族”指称“中国人”的描述、顾颉刚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阐述。因为无论是清朝、中华民国还是现在多民族国家中国，与其对应而产生的“中国人”是一个同质的群体，并没有根本性质的差别。而更主要的是，这种回归原点的认定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一方面可以说，这一认定是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以及进一步探究如何才能实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起点和基础。 “中华民族是一体”，这一重要论述不是政治口号，其是基于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认识而得出的重要结论，涉及到我们如何认识和定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恰如费孝通之所以将“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称为“中华民族”，是因为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中华各民族”通过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构建了共同的“家园”。当今学界，中华各民族结成的关系则经常被形容为“血肉联系”。与此同时，“中华各民族”在构建共同“家园”和凝聚为“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也创造了被视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且未有中断过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在源出于中原农耕地区的以“大一统”思想为中心的制度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包括了在农耕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汉文化，也包括了我们习惯称呼的少数民族文化，兼容并蓄是其突出的特征，即便是特色鲜明的外来文化，诸如形成于印度的佛教、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在传入中华大地之后都会揉进中华文化的因素，进而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华文明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并非哪一个民族独有。也就是说，共同的“家园”、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命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的三个主要因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1840年西方殖民势力发动的鸦片战争，不仅摧残了中华各民族共同构建的“家园”，辽阔的领土被蚕食鲸吞，而且其后发生的日本侵华战争，又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向了生死存亡的境地。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扶植了伪“满洲国”，策动边疆地区“自治”等，试图利用“民族”因素来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但却激发了中华各民族更大的爱国热情，中华民族共同体体现出了超强的凝聚力，不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牢固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的，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中华各民族结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尽管在发展过程中也走过弯路，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是令人瞩目的，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其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但也存在着不稳定因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此成为了社会各界广为关注的话题。 现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国家认同、共同体认同危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长期以来存在的对“多元一体”的迷糊理解在其中的消极作用是值得关注的。恰如有学者所认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流变与集体记忆，还遭到了民族多元话语体系的侵蚀和挤压”，“一些少数民族精英在既有制度提供的资源里热衷于‘多元’话语的表达，而排斥‘一体’的理论”。所言非虚，且热衷于“多元”话语的表达，似乎是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民族学界突出的现象，几成一大特色，而其背后作为理论支撑的，则是源出于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如上所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和当今学界热衷探讨的“民族”并非同质的概念，费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也已经有明确的划分：“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有意或无意的忽视“一体”下的“多元”不仅无助于“多元”的发展，更无助于“一体”的健康发展，因为“一体是主线和方向”。 基于此，笔者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体”的重要阐述，应该是我们探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及其实施途径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和前提，而“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的重要论述，既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与发展到今天的高度理论总结，同时也是其进一步健康发展所要坚持的基本要件和实现的基本路径。 阅读原文请点击：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及意义.pdf 原文载于《思想战线》201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