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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解释”到“求是”：互联网时代历史研究的新范式 16世纪“科学革命”伊始，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开始分化，自然科学注重求是型学术，社会科学推崇解释型学术⑩。经典社会科学理论如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人口学说即是这类解释型学术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代表(11)。近些年来很多研究通过批判与揭示，挑战了我们过去的学术解释与理解，这可看成此学术形式在人文学科的表现。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追求“求是型学术”原先主要有两种范式倾向，一种是以心理学为代表的实验方法，一种是以社会学、经济学为代表的普查方法，但这两种方法显然都不适合于历史研究，因为一般看来，历史既无法以实验的方式去复原，更无法事后再被调查。如今，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人文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大规模历史量化数据库在收集、整理和构建方面的重大进展，很可能会在历史研究中为这两种认识论架起桥梁，建立起历史学的“求是型”研究范式(12)。 这种新范式形成的基础是在互联网与数字技术发展支撑下，史学研究能够实现研究材料或对象的大规模化和长时段化、研究人力的集体化和协同化以及电脑、人脑相结合下的分析能力集智化和高效化。 1.史料数据化：从定性走向定量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历史研究所依靠的各种材料逐渐出现了数据化的发展倾向。从1980年代开始的可检索文献数据库到1990年代的学术出版物数据库再到2000年代的量化历史数据库，互联网时代的历史研究的材料组织和利用形式在不断变革。过去很多珍稀史料往往被收藏者深藏起来，难以为学界普遍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史料拥有权的“唯一性”限制了其学术价值的发挥。但数字化技术和网络的普及使得越来越多的资料进入互联网，学者们凭借一部终端和一个网络接口(甚至不需要接口，而是移动热点)，便可随时随地查阅资料，用以研究。史料拥有权的“唯一性”对史料获取的障碍大大降低，给研究带来了无限新可能。新的研究材料更适合运用全面、系统、精确的分析方法，更便于开展有说服力的比较研究。 1980年代，图书馆界兴起了一股建设大规模可检索文献数据库的风潮。这其中比较著名的数据库有1980年代开始建设的IRIS Intermedia project，1987年开始建设的Text Encoding Initiative，以及1984年启动的，包含二十五史、十三经等中华经典文献的台湾中研院汉籍电子数据库。这种以材料保存和检索为目的的数据库建设自1980年代以后一直持续，规模不断扩大。如作为国内甚或亚洲最大的高校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近年来逐步将馆藏的图书进行扫描，上网，北大师生可以在网上借阅电子版书籍，足不出户就能查阅馆内浩瀚的资料，包括很多珍贵的明清、近现代史料。又比如美国谷歌公司在2004年宣布将与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密歇根大学图书馆以及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合作，将这些世界著名图书馆的书籍全部扫描成电子版，建成数字图书馆供全世界读者使用(13)。这个震惊全球的谷歌数字图书馆计划一旦完成并实现在线开放，全球历史学者研究资料获取的路径将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1990年代，出版界出现了电子化、数据库化各类学术书籍和期刊的风潮。多个重要的，在线开放、可检索的文献数据库形成，对全球学界影响甚深。如1995年开始开放使用的JSTOR(Journal Storage)，即“西文人文社会科学过刊数据库”。它是一个以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等人文社会学科主题为中心，兼有一般科学性主题共十几个领域的收集学术期刊的在线系统。它提供了对发表在数百种知名学术期刊上的文章的电子版全文搜索的功能，成为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了解世界学术动态，开展学术交流的必备工具。又如1999年开始创立的“中国知网”，是一个集期刊杂志、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会议论文、报纸、工具书、年鉴、专利、标准、国学、海外文献资源为一体的网络出版平台，也是目前中文学界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等须臾难离的资源。 除了中国知网、JSTOR等之类需要付费订购的开放资源外，近年来由于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和互联网的发展，更多的开放获取(Open Access)资源为史学研究者所利用。因数字人文而建立的数据库，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加开放、便于交换和分享的资源，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科研经费日益紧缩的局面。研究者通过开放的资源获取史料，而史料不仅局限于传统的文字的扫描版，而是延伸到了老旧报刊、学位论文、图像资源(包括拓片、老照片、宣传海报等)和GIS地图等。尤其是图像资源，除了学术机构如大学图书馆建立的图片数据库外，以Flicker为主的图片管理分享工具则为珍贵的图片史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呈现方式，如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大英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和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主页提供的多达百万张的历史图片资料及其他个人提供的珍贵历史照片。除此之外，为方便研究者从单一的个体转变成分享的群体，一些免费的开源软件，如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开发的Zotero和Omeka软件，也推动研究者去收集、管理和分享各类资源。 2000年代，学术界又逐步掀起了一股利用历史材料，构建大规模量化历史数据库，并开展定量研究的新风潮(14)。量化数据库研究是统指各种搜寻能够涵盖一定地域范围、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整体性大规模个人或其他微观层面信息的系统(一手)资料，并将这些资料按照一定数据格式进行电子化，构建成适用于统计分析软件的量化数据库并进行定量研究的方法。量化数据库研究多以“大数据”为基础，关注材料的系统性和可量化数据平台的构建，重视对长时段、大规模记录中的各种人口和社会行为进行统计描述及彼此间相互关联的分析，以此揭示隐藏在“大人口”(Big Population)中的历史过程与规律。相较于传统定量研究，这种方法对数理统计分析技术要求不高，很多时候只需要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比较研究即可，大大方便了对复杂定量分析方法认识有限的普通学者对数据的理解和运用。量化数据库研究是一种更为基本和宽泛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它既能够丰富、完善我们对微观人类历史和行为的认识，还能帮助构建更为可靠的宏大叙事，促进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进一步认识。 目前，一些较容易量化分析的史料，如户籍、财富、个人履历等已越来越多地被建成可量化分析的数据库，供给学者们研究。在网络技术支持下，一方面，这些数据库可以进行纵向连接，如我们自己构建的数据库中，学籍信息库与官员数据库就可以连接，以扩展追索个人历程的深度；将某些农村中清代家族数据库与改革开放以后新时期家族数据库连接，比对百年来乡村社会的阶层与家族形态与结构等。又比如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领导的CBDB项目(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中国历代传记人物资料库)(15)，其侧重点在于对明以前中国教育、文化精英人物的收集，而我们的数据库则侧重于清代、民国乃至当代教育精英的信息收集，因此2016年初以来，我们双方已就数据连结、联合研究等形成了初步意向，一些规模更为庞大，时段跨越千年的专题有了推进的可能。另一方面，这些数据库当然还可以进行横向连接或对比，如将中国人口数据库与美国人口数据库进行连接，比较两国人民平均寿命、性别比例等方面的异同等等。以当前国际上最有影响的五大历史量化数据计划为例，建成初期学界对它们的利用、研究很有限，但进入2000年以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图5)。2006-2010年的五年间，索引五个国际主要量化历史数据库(16)的新增学术发表成果已达2360余篇。  图4 2000年代大规模量化数据库 可见，随着互联网及计算技术的不断发展，近三十年来，历史研究者所需要的材料在不断数字化和网络化，新的定量或以定量为特色的史学研究越来越多。定量研究与传统定性研究的有机结合，能够使历史研究更符合互联网时代的要求。如前所述，互联网时代的史学家能较容易地获得海量研究材料，但研究时如何系统地处理海量资料并全面分析、研究则是非常困难的，传统研究方法极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17)。传统史学研究中常见的靠一两条史料便能作一个判断的方式越来越受到挑战，因为浩瀚材料中相反材料的存在毫不奇怪，“选精”或“集萃”的史学研究方式在互联网时代难以令学人满意(18)。凡此种种，使得量化的或者更为准确、精细的比较与分析成为史学研究的必然要求。国内已有学者指出，尽管国内学者曾经普遍认为计量史学早已落伍或被淘汰，但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21世纪头十年，在国际史学界计量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已经走向了常态化(19)。量化数据库的研究在综合大规模材料、准确分析和跨文化比较方面具有很多优点，而它强调开放、连接的特征更是与互联网精神一脉相承。量化数据库构建后几乎都会放在互联网上，以一定的形式开放给学界甚至公众。量化数据库自身或彼此的不断连接，使得今天的历史学者面对的研究资料与过去完全不同，量化数据库提供的平台和社会科学化的分析方法，使得它既是研究资料更像是研究平台或者试验室，不同学科、背景和不同问题追求的学者都可在这里共同研究，史学的国际化比较甚或名噪一时的“全球史”在这种景象下或会有更大作为(20)。 2.人员协同化：从独立研究走向合作研究 从数千年前的文字信件到百余年前的电报电话，再到近二十年前的电子邮件直至十年前的网络会议，人们开展交流的时空限制越来越少。如今，人际交往的场所正逐渐从网下的现实世界转移到了网上的虚拟世界。当下大多数人，包括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度过的时间已经超越了现实世界。我们在这个虚拟世界里不仅能查阅各种资料、信息，还能互相交流、讨论，网络成为了各种人际交往的核心场所。而且，伴随着网络接入终端的移动化和移动网络的推广、普及，上网必须守在电脑前，依靠有线连接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带上一台智能手机或平板，人们几乎能够在各种场所随时接入无线网络，与网络资讯和人群实现连通，人们对网络的依赖也变得越来越强。 自被发明以来，从有限、低效的人际间信息传递向无限、高效信息共享发展就是互联网行业的重要努力方向。近几年各种技术工具和应用平台的不断推出，使得这种努力的效果越来越明显。早期互联网时代，人们的网络交流一般只限于电子邮件，能负载的信息只是有限的文字和少量的图片。此后，各种网络社交软件不断出现。国外如Skype、Twitter、Facebook、Meetup和Linkedin等，国内则有微信，语音、图像等信息的即时共享成为了可能。这两年，无限的信息虚拟存储和实时共享在Dropbox、百度云盘等应用平台上已经得以实现。如今，从个人到团队，从文字、图片到视频、大规模数据等几乎所有信息的实时共享都能被满足，网络交流的深度和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对学术交流和研究意义重大。如今，一些国际社交软件运营商还在努力细分客户需求，不断改进或提升服务，为专业性沟通提供良好的服务平台，以促进商业和专业性工作。这些努力使我们相信互联网上的沟通与讨论会越来越常态化，甚至逐渐取代线下交流也未可知。但无论如何，这种趋势使得国际化研究团队的构建成为可能。 几乎所有大型历史数据库的建设与研究都需要一个国际化的研究团队，而这种团队的构建与运作又离不开互联网技术支持。以上文提及的五大国际量化历史数据库为例，其中有四家有团队的公开信息。尽管每一家规模可能有差别，但却都是几十甚至上百人的团队，并且分工从资金到技术到研究，系统而全面(21)。 李中清—康文林教授研究团队十多年来的经验、历程是互联网时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研究者相互连接，从独立走向合作的典型例子。自2003年开始，当时尚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任教的李中清教授和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的康文林教授便决定与一些青年学者和博士生、博士后们合作，建立一个国际化的历史学研究团队。这十多年来，李中清、康文林两位教授从美国安娜堡转到北京再到香港，但团队成员并没有跟随团队领导的地点转变而转变，而是根据研究的材料、工作条件等需要，广泛分散在包括美国、法国、荷兰、日本、中国香港与中国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地(参见下表4)。团队的整体研究工作不仅没有因为分布越来越广泛而停滞，反而越来越有效率。开始时，成员们只能利用电子邮件汇报每周的工作。此后，研究组能够每周在固定时间，利用Skype召开网络讨论会，实时讨论各自的工作。而现在，成员们不仅每周定期召开Skype会议，为了讨论更深入，还会将各种研究数据与资料、写作中的稿件等上传到Dropbox、百度云盘等虚拟存储空间，更立体、丰富地进行学术工作交流。这一年来，除了召开Skype会议，成员们还会根据不同研究主题的需要，构建起由不同成员参加的微信群，随时进行互动交流。在这十年里，研究团队完成了一些较有影响的研究项目，研究项目又大多与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有关(22)。 表4 李—康研究组每周例会成员地理分布  李—康研究组的经验说明，在互联网的支持下，距离给交流带来的障碍大为降低，具有共同兴趣的全球学者组建成团队的可能大为增加。全球化研究团队的建立有许多重要意义，但其中比较特别的有两方面：首先，这种互联网化的研究团队对学术后备军的培养更有效率。团队中的青年学者或研究生们不会因为选题、工作关系离开团队核心学者，在外地，甚至外国工作而与其变得疏远，从而在学术上逐渐不再交流，合作。相反地，因为在新地点总会有不同的新材料和新的研究问题需要探讨，他们在研究组的每周例会讨论中反而变得特别活跃，从老师、同事处得到的帮助也越来越多。其次，团队成员的广泛分散，必然会丰富集体的研究材料和研究成果，从而更有效地推动团队的研究产量以贡献学界。同样以李—康研究组为例，随着成员的不断扩大分布，团队的研究材料逐渐从东北人口史料扩大到近现代大学生登记资料，再到山西地区近百个农村的系统、长期纪录以及清朝至民国官员纪录、海外中国传教士资料和一些国外人口统计资料等，研究主题也愈发多样。 3.研究集智化：从个人见解走向更多共识 从传统的个人历史研究，到官方化集体历史研究，再到互联网+历史研究，网络时代史学团队共同工作、探讨的模式使得历史研究从传统的个人思考转向集体研究，不仅改变了历史研究的形式，也直接触动了研究工作的最核心部分。互联网提供给人文学者的帮助，绝不仅仅是交流和国际研究团队构建的便利，而是这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研究或历史书写的形式，形成了新的集体研究的模式。网络环境下集体研究的模式与过去的“集体写史”有很大区别。合作与讨论一直是史学研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尤其是一些规模宏大的项目，比如像清史工程等长时段、大范围的研究。但是传统的合作研究往往是以一人为领导，先明确篇章体例，再由一些中青年学者分头撰写，最后统一而成。学术讨论往往是在文章或著述成型以后才开始的，更多的是一种点评而不是直接参与到研究过程中去。这种形式的学术团队往往是以一个权威学者为核心的等级化组织，科层制的结构模式使得交流、讨论往往是单向度的。一方面，权威学者的个人意志往往决定了学术工作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过度依赖权威学者，其他参与者的主动性受到抑制；最终阻碍了集体参与的“互动性”和集体智慧“众筹”的功能实现，当然也不符合互联网“开放、平等与互助”精神。互联网时代的“集体化”史学应当是以平等互动和共同受益为宗旨的交流与合作。借用佛家说法，这种做法将使得我们从“拜一佛”转变为“拜万佛”。以李—康研究组的团队研究为例，成员们能够积极参与到相互的具体研究过程中去，从研究问题开始构思到寻找材料，直到论述完成、发表以及参与各种学术会议、报告等都是集体化的。这种形式将个人独立思考与“集思广益”两种形式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从而能够真正有效地改变史学研究和写作的模式。 具体来说，在研究过程中，团队成员的各种工作的所有阶段都能够得到团队成员多角度、及时、深入和直接的建议。就李—康研究组的经验来说，研究组成员每周有新的研究进展，不管是研究计划、研究论述还是如学术会议报告、应聘工作的PPT等，都会首先发送到组邮箱或共享的网络云盘。每个成员在阅读后都会结合自己的知识背景、学术积累和工作经验等给出客观、直接的建议。这些建议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不管是更深刻、更规范的文字评论，还是更即时、更直接的口头讨论，大家都会积极参与，提供看法，形成一种积极参与的“集智”氛围和环境。相较于传统个人研究和传统集体史学研究，这种互联网+历史研究有助于形成一种互动协作的研究趋向(见图5)。  图5 不同历史研究模式效果比较 总的来说，互联网时代的历史研究，在尊重独立思考的前提下，由于数字化技术的介入，可能会逐渐呈现出从个人研究向集体研究过渡的趋势。网络时代的历史学，“博闻强记”的能力已经逐渐从人脑让渡给电脑去承担，而对研究问题的洞见、对研究材料创造性整合和对研究分析的精确提炼是人脑主要的工作和优势；这种工作，在材料与信息大爆炸的前提下，合作或集体的努力应该比个人会更有成效。传统史学研究工作的关键是个人对材料的深入理解和创造性挖掘，现在在这种方法之外，我们可以初步地在分析时不完全依靠人脑的能力或经验，而是借助电脑开展一些数据分析，能够在量化方法的帮助下，实现通过微观的史实去理解宏观的现象或问题。传统研究方法可以对具体材料有深入掌握，但学者间的合作研究却很困难，而互联网、量化数据库使得研究历史的方法发生了转变，合作变得比较可能。因此，以互联网为基础，形成新的研究形式，以网络为中心，而不是以材料或过去的地域文化集中区(如北京之于中国)为中心将是新的趋向。 依靠互联网提供的技术和无限的“连接”可能，史学研究中的材料出现了新的“连接”趋势，并形成了新的资料平台和“试验场”。对各个“试验场”的共同兴趣又可以“连接”或凝聚起一批不分国界、文化背景的学者，在合作讨论过程中甚至可以形成更为核心、紧密的研究团队。这种研究团队的工作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接近，以集体工作代替个人工作，成为史学研究的新趋向，而地方化或地域化的史学研究将渐渐转变成真正的全球史学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