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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互联网时代的历史教学与研究 20世纪初“新史学”萌生时，中国历史学家已经意识到“历史这种学问，决非一手一足可以做成功的”，治史不能“单打独斗”已经成为共识，传统绘画式的个人性研究，需要转变成拍戏般的合作研究。为此，20世纪中国史学界至少曾两次努力构建具有生命力的“学术集体”，以求突破个人治史的局限，通过“协同”以达“创新”，实现史学学科的现代化转变。构建各种“史学会”、建立“学术共同体”成为民国时期达此目的的重要途径(23)。这种同行学术组织几经演变，延续至今。但一直以来，各种学会往往仅能在宏观上对学术研究有所关照，而缺少协调具体研究的可能，对教学的关注更是缺乏。到20世纪中叶，受政治局势影响，中国史学界又出现了一股“集体主义”史学风潮(24)，在此潮流之下，产生了很多重要的大部头史料丛刊以及对特定问题的集体研究，成果之多，巍然壮观。但“泛政治化”的研究甚或政治威权压迫下的集体合作，使得这段学术史背负着诸多争议(25)。因此，先有“难以协调”的困境，后有“政治命令”的流弊，在取得一些成绩的同时又都留有明显遗憾，以致很多当代学人都以为历史学研究的“个人化”是天经地义、“唯一正确”的形式。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历史巨作必须是一家之学，而非集众专家各出其所长以凝成。”(26)但面对今日历史资料激增等新情况，有学者认为，尽管“集体写史”可能隐含有“官修”或“政治”史学的弊端，但这是全世界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则无可疑(27)。我们认为，互联网时代史学很可能呈现出一种新的、超越政治性“集体写史”的协作倾向。 互联网“互联”“互动”的特点将推动人类最传统学科之一的历史学千百年来的“个人主义”导向显现出越来越多的“集体主义”特征。对于今日的学者来说，互联网已不仅仅是实用工具，而是升级、进化为须臾不离的环境。这个新环境有着诸多的特点，但无论如何，无限“联系”，包罗万物以结成网，打破地域、国界与文化的樊篱，将人类更紧密地“连接”起来，推进全球化和地球村进程是其根本特性。因此，尽管史学家们往往习惯在面对社会风潮时“以静制动”，但当互联网已渗透到我们生活、工作甚至思维等方方面面时，大势所趋，史学家们似乎也应顺势而为，依靠新的技术手段和研究环境，在同行和师生之间建立起更为密切的学术互动和“连接”，共享研究材料，分享研究观念，转变教学方式与研究模式，在保持史学个性化特征的前提下，实现“集体化”的历史教学与研究。相较于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和互联网环境下人们工作方法、交流方式和思维模式的转变，我们应该积极行动、亲身实践。 注释： ①1967年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NPL)的物理学家将十数台电脑与外围设备连接，形成分组交换网。此后，在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工作的另一位英国物理学家提出了“万维网”(WWW)概念。到1980年代初随着TCP/IP协议架构的推广，越来越多原本独立的网络被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网络环境。1995年，随着微软公司正式推出互联网浏览器1.0(Internet Explorer 1.0)，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广泛运用遂成为现实。参见王旭：《互联网发展史》，《个人电脑》2007年第3期。 ②仅就国内而言，国内历史学者最近几年来，最近几年来已经展开了一系列相关讨论。如《史学理论研究》杂志曾在2011年第4期组织李剑鸣、王晴佳、王家丰、马勇、王旭东和刘军等数位历史学者笔谈“互联网与史学观念变革”这一主题。《甘肃社会科学》在2013年第5期，由王旭东主持了“信息转向：新世纪的历史学在召唤”专栏，刊发了其本人撰写的《20世纪历史学传统嬗变和方法论的计量化》和周兵《历史学与新媒体：数字史学刍议》两篇文章。《史学月刊》杂志从2015年第1期起开设了“计算机技术与史学研究形态笔谈”专栏，首期邀请了余新忠、王子今、王文涛、陈爽、周祥森等五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参与笔谈。此外，焦润民《网络史学论纲》(《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4期)、马勇《互联网时代历史研究与书写》(《博览群书》2013年第1期)以及王涛《挑战与机遇：数字史学与历史研究》(《全球史评论》2005年第1期)等都从较宏大的视角探讨了互联网时代历史研究面临的挑战和转变。 ③侯杰、姜海龙：《当前历史学研究的内在困境与外部危机》，《河北学刊》2004年第11期。 ④Coursera是免费大型公开在线课程项目，由美国斯坦福大学两名计算机科学教授创办。旨在同世界顶尖大学合作，在线提供免费的网络公开课程。Coursera的首批合作院校包括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美国名校。2013年进驻中国后，已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高校加入。 ⑤2014年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在edX上推出了“亚洲商务英语会话”(English for Doing Business in Asia-Speaking)和“亚洲商务英语写作”(English for Doing Business in Asia-Writing)两门语言类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 ⑥对于如何转变思路、理解互联网时代教学的新特点和新变化，本文仅可以提出方向性建议而不可能成为具体的操作指南。 ⑦“翻转课堂”译自“Flipped Classroom”或“Inverted Classroom”，是指重新调整课堂内外的时间，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教师不再占用课堂的时间来讲授信息，这些信息需要学生在课后完成自主学习，他们可以看视频讲座等，还能在网络上与别的同学讨论，能在任何时候去查阅需要的材料。教师能利用更多课堂时间开展更多的讨论、交流等。 ⑧这6次课程课号分别是：2013年，SHSS 3001、MGCS 5001；2014 SSMA 5160、MGCS 5001；2015 SSMA 5160、SHSS 3001。 ⑨屈华民教授团队发明的整套系统的详细情况，可参见http://vis.cse.ust.hk/vismooc/。又，该团队使用“慕课分析系统”对“理解中国”课程学生点击流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形成了相关图表，详情可参见http://hdl.handle.net/1783.1/92950. ⑩关于“解释型学术”与“求是型学术”两种范式的形成与差异，可参阅Ernest.L.Boyer,Scholarship Reconsidered: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oriate(Princeton,N.J: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1990). (11)Thomas Robert Malthus,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1798/1803/1992. (12)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参阅梁晨、董浩、李中清：《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3)关于谷歌数字图书馆的一些基本情况和问题，可参阅董永飞、祝婕、燕金武：《谷歌数字图书馆研究现状综述》，《图书情报工作》2010年第17期。 (14)就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未来的发展、史料量化数据库化的具体操作方法和价值等可参阅我们近两年来连续发表的三篇系列文章：梁晨、董浩、李中清：《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梁晨、董浩：《必要与如何：基于历史资料的量化数据库构建与分析》，《社会》2015年第2期；梁晨、李中清：《大数据、新史实与理论演进——以学籍卡资料的史料价值与研究方法为中心的讨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15)目前，CBDB已经初步实现了上线开放，其网络主页地址为http://isites.harvard.edu/icb/icb.do? keyword=k35201&tabgroupid=icb.tabgroup142861。 (16)这五大数据库分别是美国“整合公共微观数据库”(Integrated Public Use Microdata Series，简称IPUMS)、加拿大巴尔扎克人口数据库(BALSAC Population Database，简称BALSAC)、荷兰历史人口样本数据库(Historical Sample of the Netherlands，简称HSN)、瑞典斯堪尼亚经济人口数据库(Scanian Economic Demographic Database，简称SEDD)和美国犹他人口数据库(Utah Population Database，简称UPDB)。 (17)一些历史学或人文研究学者对此已经有所意识。如陈平原认为在数码化时代“书到用时方恨少”会转变为“书到用时方恨多”。老一辈学者做研究时找材料必须“涸泽而渔”的教诲可能不再适用。见陈平原：《数码化时代的人文研究》，《学术界》2000年第5期。 (18)参见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0-121页。 (19)王旭东：《20世纪历史学传统嬗变和方法论的计量化》，《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20)关于这一问题更深入、全面的讨论，可参见梁晨、董浩、李中清：《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 (21)负责IPUMS的明尼苏达人口中心(MPC)规模最大，其团队构成包括：121个明尼苏达大学的教职、研究员，16个附属会员，73个研究生和博士后，17个行政管理职员，71个专职研究员，88个研究助理和实习生以及8个教职调查员和附属研究员。HSN团队有9个董事会成员，3个督导团成员，12个科学咨询委员会成员，5个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以及12个职员。SEDD拥有20个指导委员，29个研究员，17个研究生，14个附属研究员和8个职员。UPDB也有23个成员。Balsac目前还没有公开数据。 (22)自2005年起，李—康研究组开始利用新的统计软件和互联网技术，规划建设多个大规模历史量化数据库并开展研究。十年来，研究组共主持了由美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等不同地区资助的九个大型研究项目以及一个由香港李嘉诚基金会支持的网络教学改革项目，经费总额有数千万港币。这种研究组模式和大规模项目开展的经验证明历史学家在这个领域或专题上，可以与其他学科的学者一样有同样规模或预期价值的作用。 (23)关于“中国史学会”的历史演变，可参阅桑兵：《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会》，《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24)1949年后出现的“集体写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传统“史官史学”的一种延续。参见姜义华：《从“史官史学”到“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25)对此问题的讨论，参阅陈其泰：《正确评价新中国十七年史学道路》，《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 (26)以上均转引自杜维运：《集体写史的方法论》，《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 (27)杜维运：《集体写史的方法论》，《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 （原文刊于《文史哲》2018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