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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其经典名著《自然辩证法》中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既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翅膀，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和内在品质。这里所说的理论思维，当然包括历史学的理论思维及其成果史学理论。史学理论，既是历史学的学科理论，又是历史学的灵魂，在专业建设和学科发展中具有领军性意义。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国史学经历了一次革命性变革，其标志就是运用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话语和学科体系。总体上看，百年来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成就最大、最重要的成果当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在这一百年风云激荡、思想交融的历史中，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获得了时代养分和理论源泉，取得长足发展。 确立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足迹，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成为先进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之路新的思想元素。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逐渐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如李大钊这样描述：“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要“创造社会的新生”，都必须有新思想，都必须借助新思想找到社会的新出路。传播唯物史观成为一种思想潮流，最为根本的指向，就是要确立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指导地位，用一种全新的历史观来认识和研究中国历史。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李大钊、瞿秋白、郭沫若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传播唯物史观的同时，就致力于确立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指导地位。他们努力确立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指导地位，有两个原因：一是高举“史界革命”的大旗，既要完成中国资产阶级“史学革命”的任务，向中国旧史学展开批判，构建科学研究的范式、话语和体系，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建立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内核的中国现代史学。这种史学研究上的“破和立”，如同中国无产阶级所担负的“一身二任”使命一样，是一种历史的规定性。二是理论必须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即体现“史学的社会功能”。从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陷入了历史深渊。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沉沉黑暗笼罩既标示中国历史下行进入“谷底”，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热烈传播，新思想、新探索的出现，又使中国历史出现了上行的曙光。其中就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即用唯物史观回答中国历史的苦难之源和出路所在。理论在实践中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实践需要的程度。用一种新的历史观引领中国史学发展，既来自于当时中国史学继续革命的需要，也源自于中国当时探寻救亡真理的需要。正如李大钊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所指出的，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科学价值十分重大，对人生上的影响十分紧要，我们必须对它有“一种新人生的了解”，“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而起自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就突出地彰显了这种“指导”诉求与努力。 从五四时期开始到延安时期，从李大钊等人开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道路到毛泽东推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历史研究，终于确定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领域的领导权、主导权和主动权，这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由毛泽东主持，范文澜、尹达等历史学者参与编写的一本重要教材，1939年冬在延安出版。该书的历史观点，特别是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阶段、特点、走向的观点，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得到极大发展。这两本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价值、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上的重要性是值得重视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动力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阶段论、中国近代社会“两个半”性质论、中国革命性质论、中国革命前途论、中国革命地位论等，就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和认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成果，对于中国现代史学建设影响至为深远。特别值得讨论的是，在延安时期，范文澜由一名著名经学家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军人物，他的《中国通史简编》的研究、编写工作由此起步展开；尹达在延安出版的《中国原始社会》，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理论，结合考古资料对中国原始社会所做的最有价值的研究，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堪称双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