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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的成立，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对中国现代史学发展道路的开辟拓展、凯歌行进产生重大影响，对于运用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重新研究中国全部历史，得出科学结论并进行理论总结，提供了政治保证和社会条件。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1日，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成立。会议通过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号召并要求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的成立以及学会章程的确立，为新中国史学建设做了积极有效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人才准备。它旗帜鲜明地主张运用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研究历史，态度坚决地批判各种旧史观，明确规范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的职业作为，顶层设计新中国史学发展的“新史学”（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目标导向。两年后，在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史学会。学会主席郭沫若在题为《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仅仅两年来，“大多数的历史研究者已经逐渐从旧的史观转向了新的史观；这就是说，从唯心史观转向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来处理实际问题，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这篇报告可见，唯物史观不仅是新中国史学事业的指导思想，而且是新中国史学建设、中国现代史学前进的基石，更是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的精神血脉。这篇报告连同吴玉章副会长所作的《历史研究工作的方向》讲话强调，历史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反对空洞无物、牵强附会和抄袭剽窃等恶习，与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所说的“与吾人一个整个的活泼泼的历史的观念，是吾人不能不感谢马克思的”，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强调的“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研究中国的历史”都是一脉相承的。思想问题弄清楚了，形成共识了，行动才有方向，实践才有成效。 新中国前30年史学研究的鲜明特点和时代特征是，强调学懂学好会用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和观点对待历史问题；强调运用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历史，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科学的、具有理论价值和智慧启示的历史结论。其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探索并形成具有鲜明中国历史特点和民族特色的中国通史体系和理论表达，其代表作是范文澜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主编的《中国通史》、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等。范文澜在谈到修订《中国通史简编》时指出，修订本增加了九个方面的“新的观点”：一、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二、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三、在生产斗争中的科学发明；四、汉族社会发展史的阶段划分；五、汉族封建社会的分期；六、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七、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八、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九、历史上战争的分类。这九条，既是专门的研究领域，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历史理论问题。历史学家刘大年在总结郭沫若、范文澜等老一辈史学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杰出贡献时指出，他们就是在具体的研究中贯彻了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历史研究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了，“以客观存在为准绳，不以个别词句为依归”，鲜明表现“科学研究与革命行动”相结合。这是很有道理的。二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围绕若干重大研究专题进行理论研究，形成多点成面、推进历史理论创新的研究格局。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此外，还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历史发展动力和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讨论。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是当时中国史学界最高理论研究成果，对改革开放以后的史学研究和历史认识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积极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责任编辑：admin) |